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这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曲折，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无法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重新认识和分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出具体的论述。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 但是列宁并没有亲眼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也未能对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矛盾做出具体分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是第一个直接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现实的革命领导人。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论断，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
    对于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给予了科学的阐述。1956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明确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这两对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们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性质与状况，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 326在这里，运用“仍然是”一词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离开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大道，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仍然服从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而其中，相适应是主导的方面，相矛盾是非主导的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有着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的特点，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2] 326
    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它反映到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必然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两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2] 318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必然有一种是当时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只有准确把握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工作，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积极而又有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决议当中。中共八大全面研究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作出了正确的估量，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直到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 这说明，这段期间全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中国主要矛盾已经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以及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的认识是一致的、正确的。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动的科学分析，党的八大才能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泽东是第一人。他开了时代的先河，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为我们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方面，由此带来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上的理论缺陷。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上的理论缺陷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有侧重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的倾向
    毛泽东说：“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4] 这样就容易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主观地人为地去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具有能动作用的，但这种能动作用是受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制约的，离开这一点，我们在实践中就可能出现主观随意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沉重的，离开生产力的实际情况，认为所有制形式越公越纯越完善就越好，因此，无条件地追求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把它看成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灵丹妙药，最后反而使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受到限制。所以，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得出“最重要的一条，是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5]
    (二)“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具有双重性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手段过于单一，最终导致两类矛盾的混淆
    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成两类不同性质，并且把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创造。但是也由此造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双重性质：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但在局部上又有个别对抗性的现象；从总体上说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在局部上又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许多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问题，既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这个客观事实。显然，在实践中要真正处理这些矛盾时，需要一个客观准确的标准，但毛泽东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而导致其不够严谨和不够完善。这也为以后改变党的八大和他自己曾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埋下了伏笔。同时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是民主的说服教育，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这一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忽视了经济手段的运用，未能明确揭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调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突出政治而忽视了经济利益的调整，忽视了经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方面的努力，手段显得单一和陈旧，对于本来应该主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弥补制度上的缺陷而加以解决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却一直认为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并从思想上划分了阶级。当这些矛盾日益严重之时，必然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阶级斗争的思路来解决这些矛盾，结果导致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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