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一股理论思潮。
    在二战前，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限制与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往往远离现实，在半公开半隐蔽的情况下从事纯学术研究，用密码式的哲学语言曲折地反映他们与第三国际不同的、有关当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在二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是在和平时期和理论研究的合法化，尤其是置身于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研究，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探讨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异化、危机、阶级、国家与社会变革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中，对有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问题的探讨，又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内容丰富，视角独特，而且还涉及到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涉及到或被忽略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战略中所包含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总体革命”战略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asci)开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时都强调“总体革命”这一战略。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实行的是“总体专政”，即专政不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要打破这种专政，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就必须实行以“意识革命”、“文化革命”即“主观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① 革命政党首先要争取掌握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以争取群众，唤醒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异化”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变革需求，才能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按照葛兰西的“总体革命”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领域处在阶级斗争之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有关。在这种总体性的革命中，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当然是需要的，但意识形态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斗争，即“主观革命”又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既然诸如信仰、价值、文化传统和神话之类的“上层建筑”现象大规模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社会变革就理所当然地必须着重建立一种“反主导的”世界观和新的“总体性”②。同时，社会变革不是客观规律的简单结果，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上，要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胜利，就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恢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观作用方面，将人的主观意识、主观能动性置于变革过程的中心地位。在葛兰西看来，没有人的主观作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只要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习惯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消极现象仍然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滋长。所以，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也有必要进行“主观革命”。
    葛兰西根据他的以“主观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的理论，还提出了“阵地战”战略，即要像夺取敌人一个个堡垒一样去夺取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个个思想与文化阵地，把市民社会争取到革命政党一边，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葛兰西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特点，特别强调在争取社会主义变革中，首先夺取思想、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这确有他合理与创新的一面，因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了后来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乃至“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先驱。
    二、“双重否定”战略
    在涉及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途径与战略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否定了通过正面进攻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已完全不适应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趋于缓和、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普遍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法国著名的阶级与国家理论家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普兰查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上，提出了“双重否定”的政治战略③。他的这一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否定“双重政权”的战略。
    所谓“双重政权”的战略，普兰查斯指的就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在普兰查斯看来，这一革命模式的含义是：在发生革命性危机的形势时，必须在双重政权的情况下，通过正面进攻、用暴力手段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代之以在革命运动中已形成的第二种政权——苏维埃。
    普兰查斯认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今天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原因是：一方面今天在西方已排除了列宁所说的发生革命性危机的可能性，各种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已趋缓和或可以预见和提前防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现行制度的民主化也在逐步扩大，因此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剧烈的革命运动、用“双重政权”的手段去实现社会变革。
    (二)否定热衷于“扩大议会民主”的战略。
    这主要是针对“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在普兰查斯看来，“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把“扩大议会民主”当作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
    普兰查斯强调：“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这种战略是以对尚掌握着政权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抱着一种“善良的愿望”为前提的；这种战略的倡导者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统治阶级的和解精神和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和平性与民主性”。他们忽视了大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疯狂性与报复性，这种疯狂性与报复性已被20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如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
    (三)主张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与国家外部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用民主的手段彻底改造国家。
    与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战略不同，普兰查斯主张采用民主的手段彻底改造国家与通过民主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在国家内部进行的斗争(如议会中的斗争)同处于国家机构外部的斗争(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按照普兰查斯的看法，单纯依靠国家内部的斗争(议会道路)只能是一种改良主义，要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变革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国家外部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去加剧和配合国家内部的斗争，改变国家内部力量的对比，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国家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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