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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         ★★★
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7-4 15:33:03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6 —0012—03
    科学主义是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它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曾一度充当了中国人的价值权威。当前,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谨就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境遇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讨论,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
    一 科学主义内涵
    科学主义的概念经过了一个涵义和立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地由对科学主义中性界定到不断强化再走向分析、反思、 批判的过程。 “科学主义”一词在1877年指征“作为科学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时,只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它作为一种观念,并无把科学极端化之意,后来则不断地有人明确地把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在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上的极端化信念,虽然略有批评之意,但仍然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中性的把握。当我们看到哈耶克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和普特南的“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的“科学主义”论断时,“科学主义”一词的贬义意味便赫然纸上,他们是在反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把科学主义作为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理性至上,还是对科学价值权威的绝对认可;无论是学科内的,还是学科外的;无论是在褒义的意义上,还是贬义的意义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科学主义是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科学价值的无限扩张性的哲学观念。在我国,科学主义的信念基础和论证的逻辑体系在观念转型的文化冲突和救亡图存的迫切期望中获得了国人的直接默认而处在一直潜在的状态中,在国人对科学的复杂体系来不及整合的情况下直接地在价值扩张的层面上被接纳了。虽然中国科学主义在严格意义的理论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科学主义,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在默认西方科学主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弘扬科学主义的价值指归的。所以,中西方科学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当前,国内对科学主义有中性论断也有批判之辞,但大多数还是在贬义的立场上使用和分析这一术语的。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对科学主义抱有一种批判的和试图改造的态度,我们都不能抹煞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同步进行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生互动的关系,他们是互相依傍着在中国走过一个多世纪的。科学主义“作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它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
    二 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关联的历史追溯
    早在维新思潮中,就可以零星地看到西方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最初表现。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就承认他是在《西国近世汇编》① 等书的影响下,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的。[2] 他于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学说看成是“均产之说”;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翻译为“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3] 他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二人的此种观点反映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渊源于以“师夷长技”为目的的作为中国科学主义前奏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器物观的视野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的过程中把西方的共产主义学说带到了中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埋下了伏笔。当然,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纪开端至辛亥革命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社会主义”、“共产党”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和期刊杂志。民国初年,再度掀起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到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观念逐渐深入民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眼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深受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领会到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继而极度张扬之,以至不免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由于与科学主义结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可剔除的学理背景和思想基础。
    事实上,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正确,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具有科学实证特征、具有进化意义的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并且以一种价值泛化的形式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出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的精确可靠的方法,运用这样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的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高度,救亡图存的目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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