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的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哲学之终结”论述的异域回响；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热和国学热以来，关于思想史写作讨论的日趋兴盛，也总是关涉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构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近因。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写作最初问世之际便已经出现。时人多从陈寅恪与金岳霖关于冯友兰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读出“微言大义”般的审思顾虑，这些顾虑多集中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素材和范围与西方哲学的理想性规范之间，是否会出现削足适履、圆凿方枘之问题上。因此，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范式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恰当处理中国思想传统及其历史实际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国学术现代性中哲学与史学之间的分际问题。
    思想史写作中成为稳定范式并影响及于今天的，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一的侯外庐思想史学，二是由钱穆发其端、余英时及其后学在港台衍其流的思想史学。所谓思想史学，不仅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更是结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对历史中思想的整体性分析，而这种整体性分析的旨趣还表现为将思想视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必然结合着对作为其下部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因此，侯外庐思想史学内在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学而成为一种总体历史学。
    余英时曾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关于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研究，意在区别于与社会史结合的思想史和着重于道德形上学体系架构的熊牟系新儒家。一方面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所侧重的外部社会结构分析而强调思想传统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则将思想传统的内在逻辑区别于形上学系统的观念逻辑。
    90年代以来思想史范式的回热与90年代蔚为显学的新社会史研究有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九十年代的思想史研究是另一种形式的与社会史结合的思想史学。其不同于侯外庐思想史之处，恰恰可以从人类学取向的新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宏观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间的差别中看到。葛兆光将自己的思想史学称之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探究在长时段历史中作为“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的”“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尽管他将这种关注主体背后结构性依据和假设的思想史写作，区别于仅仅关注“小传统”中所谓民众思想的思想史，但其意图则在于通过思想史与新社会史的结合，来克服新社会史的缺陷。这种态度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但在着重于结构而不是主体的取向上，却如出一辙。此外，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基本上把思想作为一种历史中的话语，通过话语的历史分析来展现历史变化，致力于通过话语的思想史研究来揭显中国现代历史演变。
    学术史上“中国哲学”问题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以观念史上“真理”观念的发生为先导的。研究哲学需要“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对真理的探讨是超越于一时一地之利益，故而所探讨之真理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而且王国维明确认为，在中国是存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哲学”的。中国“哲学”之需要一种理性的形式系统来加以重组，正是蔡元培期待于留洋归来受西方哲学之系统训练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之处。因此，研究整理中国的哲学问题，其实都已经内在地具有了一种“比较哲学”的视域。这种“比较哲学”视域的内在化，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哲学问题出发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重组和重构，或者说是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哲学性表述。
    基于这样一种“中国哲学”观而展开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从开始便具有着双重张力，亦即作为中国哲学的专门史叙述如何呈现中国思想传统乃至中国历史的整全性问题，以及作为中国哲学的历史叙述如何成就“中国哲学”的哲学性意义问题。这种张力其实正是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正视这种张力结构，正面利用并转换这种张力，或许正是赢来中国哲学创造力的动力所在，也是实现中国学术现代性转换的关键。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张力并加以转化呢？
    一种转化这种张力的方式，是由历史研究提供的。围绕宋代思想史叙述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历史态度。继承陈寅恪关于宋代思想学术的整体性论断，邓广铭、漆侠师徒以宋学取代宋明理学的叙述视角的选择，虽然丰富了哲学史叙述，但不足之处是反而有忽视理学在宋学中之核心地位的倾向。对理学的忽视而不是在历史处境的客观描述中真实再现理学历史作用的态度，反映了史学方式如何展现精神价值的方法论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以冯友兰和侯外庐宋明理学诠释理路的宋代思想研究，如余敦康和卢国龙的研究。他们着重于宋代思想的政治性，以及政治性与形上学性格之间的关联，贯彻了一种从历史实际出发，如其本来地呈现思想真实的态度。90年代中期，余敦康发表了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正如卢国龙先生所言，余敦康先生的易学研究，“一直在执着地借附于易学，探讨某种比‘两派六宗’之易学史更具根本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勾勒同时也是重塑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虽然该书是以易学为主轴，但却是对北宋新儒学思想史的整体把握。通过易学来把握北宋新儒学，并非取决于研究视角的方便选择，而是作者认为易学“明体达用”的精神旨趣最能体现北宋新儒学进而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即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因此，余敦康通过易学重新整理宋学叙述，代表了一条从易学来突破并完善宋明理学史叙述的思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强调了明体与达用之间的内在有机性，这意味着原来从形上学出发着意关注的内圣心性之学，仅仅着重于明体而忽视了达用的环节。这正是熊牟系新儒家道德形上学的问题所在。这种忽视并非可以用关注重心的偏向来解释，而是意味着一种对宋学乃至中国文化精神把握上的缺失。具有哲学意味的内圣心性之学与达于外王之用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或者说哲学与政治、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是一种精神传统成其为精神传统的充分而又必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精神传统之不同，恰恰在于对哲学与政治或思想与实践或天道与人道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故而，通过历史性视野展示的宋学精神，不仅让我们明了哲学的政治运用的历史限制，同时也让我们对一种精神传统如何发挥其新的历史作用有了更为冷静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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