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岚，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海南 海口 571158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6—0082—05
    麦家的短篇小说《两位富阳姑娘》，是新世纪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小说发表于2004年，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上，这篇作品被列为短篇小说第一名，① 可见它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说：“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1] 《两位富阳姑娘》的被发现，正显示出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意义，而对它的品评，则可以不断呈现真正的小说杰作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与美学的意蕴。
    悲剧的力量
    《两位富阳姑娘》讲述的是一个美被无辜毁灭的悲剧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②，“一人参军，全家光荣”③，穿军装戴领章帽徽最被人艳羡、追慕与景仰，青年人“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的“文革”时期，具体时间是1971年冬天。被毁灭的这位富阳姑娘本来有着无比美好的人生前景，命运已经眷顾于她：作为一个美丽纯洁但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她被招了兵，穿上军装，到了部队，即将戴上领章帽徽成为无上光荣的女兵。但是灾难却在她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遽然降临。在到部队后的复审体检中，由于她的同乡、跟她一起入伍的另一位富阳姑娘的嫁祸与军医的失职，她被错当成“作风不好”、“有问题”的人而被遣送回家，回家后又被盛怒的父亲毒打和严逼，蒙受巨大冤屈、遭到沉重打击的她，无奈之下只有以死洗冤，喝农药自杀。她死后才真相大白，她是那样清白无辜！她的死因而让人无比痛惜。在清楚了她蒙冤受屈的原因，目睹了她在横祸飞来却蒙在鼓里，冤枉受到残酷的打击，无法反抗更不知道应该反抗什么，无以申诉更不知道什么需要申诉，面对伴随着暴力的道德与伦理的巨大压力和必须作出的生死回答，她只能无助地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过程，这时，故事内外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不产生巨大的惋惜与伤痛，也难以不受到良心和道义的谴责。这位富阳姑娘的遭遇，让每一个有良知、有爱美之心、有恻隐之心的人不忍面对，不敢面对。这样的悲剧故事，使《两个富阳姑娘》成为新世纪文学，也是当代文学中最有悲剧艺术力量的小说。
    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2]37 又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2]8 写好人而产生悲剧效果，即引人产生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因为这里所写的是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④，也就是“好人受困难的折磨”[3]。《两个富阳姑娘》的悲剧力量就来自于“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故事的主人公是个19岁的纯洁的姑娘，皮肤白嫩，胆小听话，“‘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会也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事后也证明她还是个处女。但就是这样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受到天大的冤枉，被当成最为人不齿的“破鞋”，不仅有“作风问题”，而且有“欺骗组织的问题”，因而受到十分严重的处置，遭到劈头盖脸的打击，在当时的境况下，除了死没有什么能证明她的清白，洗雪她的冤屈。无辜而被加害，清白受到玷污，弱者遭受暴力，真正是“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这个人越是美好，越是无辜，她所遭受的厄运就越有悲剧力量。美好、无辜的人遭受的厄运后果越严重，悲剧故事的感染力就越强。《两位富阳姑娘》就具有这些基本的悲剧要素。在这个悲剧故事里，不仅主人公是美好而无辜的，她遭受厄运的结果也让人惨不忍睹。但它的艺术震撼力，还来自于更重要的悲剧因素，那就是富阳姑娘这个十分美好的生命，是被迫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并且是至亲的人（他的父亲）在误会和误解中致使她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是好人，而且是至亲的人，这种在亲人的误会中造成的好人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它引起的情感反应不是一般的怜悯和恐惧，而是巨大的憾痛与惋惜。对于悲剧的当事人来讲，这种悲剧的结局更难承受的是施加毁灭性力量的一方，因为真相大白后他需要在悲剧无可挽回中承受无尽的悔恨。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承受这样的心灵折磨是比失去生命更可怕的厄运，因为失去生命等于磨难已经终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富阳姑娘》的悲剧效果中才带有让人恐惧的成分，它缘于“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
    艺术作品所创造的悲剧性，来自于悲剧叙事。麦家是个叙事意识很强且善于叙事的作家，《两个富阳姑娘》这个故事，其强烈的悲剧审美效果，是从逼真而生动的场面、人物动作与心理的刻画，形象和细节的描绘，以及事件经过与原因的叙述，也就是从叙事行为与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小说用十分富有匠心的结构一步步展现了悲剧事件的发生及其前因后果。铺垫、蓄势、悬念、突转等手法的运用，让故事在层层剥笋后显露出它惨白的悲剧内核，使得故事内外的人心灵不由得不剧烈震颤。作品一开头用陌生化的手法交代了事件的起因：一位富阳姑娘在部队新兵复审体检中被查出不是处女，于是按“老规矩”被退回原籍。接着就推出了它的后果：这位被遣送回来的姑娘服毒自尽了。出人意料的死的结局，是故事讲述兀然出现的一个高峰。因为小说描述给我们的是痛苦而惨烈的死：她是喝了半瓶剧毒农药敌敌畏七窍流血而死的。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眼间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这具尸体的姿态和颜色是那样怪异，骇人，“让人感到瘮人”，连“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的军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小说这样写她死后的身体姿势：
    ……说她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而去。可见她死得多么不情愿，多么不得已，多么惨烈。小说还这样写她服毒而死后身体的颜色：
    ……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象整个人都是乌青的。……她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是白嫩的，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之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烤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死。不仅白嫩的身体变得乌青，“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这是血迹”。可以想见这是多么痛苦地死。就算她有道德问题，不够资格当兵，难道应该接受这样的惩处，领受这样痛苦而可怖的死亡？在死亡，而且是自杀带来的死亡面前，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陡然凸显出来，原有的是非观念被质疑，悲剧性事件通过情感的冲击唤醒了人们对死者的同情心，同时也就瓦解了小说开始时设置的道德评判。而这种情感的冲击是由小说叙事的文字创造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带来的。
    自杀是生命对无法承受的存在困境的彻底逃避，是一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语言。对于陷于罪错压迫的个体而言，消极的自杀是对蒙受冤屈的最有力的申辩。根据小说叙述的暗示，这个富阳姑娘的死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它意味着这一悲剧事件另有隐情。它引起读者新的阅读期待。随后的叙述和交代，就证实这个姑娘的死是被逼的，她在死前留下了遗言，告诉她的亲人，她是冤枉的。既然是被逼死的，自然需要回答是谁逼死了她。又一次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作出回答的是她的父亲，父亲说：“是我把女儿逼死的。”小说叙事把事件过程引向了悲剧的内核，即悲剧冲突发生在亲人（在这里是“父亲”和“女儿”）之间，并且是强者对弱者施加不应施加的暴力招致悲惨的结果。这一次是通过人物动作的描写来制造悲剧效果的。还沉浸在女儿参军的荣耀里的当村长的父亲，突然遭遇到让他发懵的变故——她刚参军的女儿被部队退了回来，由人武部的同志送到家里，还“白纸黑字告诉她女儿犯了什么错”。女儿当兵未成，反有辱家门，这巨大的打击使他又羞愧又恼怒，于是有了根本不问情由，完全丧失理智的思想和行为。据叙述人描述：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有人及时上前抱住他。父亲的暴行还不只如此。慑于人武部的警告，他一时不敢再打女儿，而是盘问女儿“是哪个狗东西睡了她”，女儿一再否认并说是冤枉的，这样他愈加认定错在女儿，忍无可忍，再一次对女儿暴力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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