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有深刻的哲学沉思倾向，他探讨宇宙和灵魂问题似乎比艺术问题还要热情与执著。在禀赋个性化观念体系这点上，他是唯一可与达·芬奇颉颃的大师，然而两人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因为各自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达·芬奇惟自然是尊，其意识活动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米开朗基罗则刚好相反，对他来说，精神世界的一举一动，时时受着“物质”的拘囚与羁碍，必须经过悲剧式的反抗，方可指望获得解脱，就像他创作的雕像无不仿佛奋力从石块里挣扎出来似的。米开朗基罗的哲学是重视心灵感触而忽略外部印象的，简言之，他是个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受柏拉图主义影响是个较普遍的现象，这当然与15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北部的新柏拉图主义运动有关。至于米开朗基罗，当他还是少年学徒而于“美狄奇庭苑”从艺时，就从佛罗伦萨著名的“柏拉图学园”的哲学巨匠们例如菲奇诺、兰迪诺、米兰多拉、波利齐亚诺等人那里迷上了新柏拉图学说。在这里，神秘、深邃的哲学与艺术家的心灵素质取得了最和谐的共鸣，作为柏拉图主义者，他在同时代人中间已经相当出名，甚至有称其为“柏拉图第二”。从后世的研究也得以证明，如潘诺夫斯基指出的：“他不是将它作为某种令人信服的哲学系统而接受，更不是作为时代的风尚而接受，而是把它视为自己的一种形而上的解脱来接受……在所有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艺术家中，米开朗基罗可称作是唯一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① 潘氏对他进行的研究即以此为前提。
    柏拉图主义把可感可闻可见的物质世界仅仅视为恒常不变、无始无终、独立自在的理念世界的影像，简言之，一切诉诸感官的事物不过是完善的和永久的观念的不完善的摹本罢了。而柏拉图具有俄耳甫斯教派（Orphism）转世观念色彩的所谓“灵魂回忆”的认识论，认为原存于理念世界的灵魂在进入肉身后暂时遗忘了早已熟识的理念，因此必须通过努力回忆的途径才能达到真正的认识，仅仅依赖对个别具体事物的感觉是根本无法接近真理的。
    柏拉图学说在六七个世纪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变得更加神秘和不可思议了，但是也更具有了——虽然是无意的——基督教神学的特征。新柏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马大哲普罗提诺（Plotinus），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的核心并且给予神学以很大启发的理论是“流溢说”。
    不难发现，普罗提诺哲学关于不朽的问题，更是吸取了柏拉图《斐德诺篇》里的观点，即把人的灵魂理解为一种实体；实体是永存的，那么灵魂亦然；再者，尽管灵魂是永恒的，却有融于心智的趋向。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使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解脱而回到神那里，达到与神合一。
    对米开朗基罗产生直接影响的15世纪佛罗伦萨思想家正是致力于复兴柏拉图和新柏拉图哲学的一群人，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和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为代表。约1462年，大富豪科西莫·德·美狄奇将位于佛城市郊的卡雷吉别墅作为礼物送给了菲奇诺，并把一些希腊文手稿交由他处理，这样，“柏拉图学园”就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
    自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罗（Philo）以来，如何用希腊智慧解释基督教一直是宗教的和世俗的思想家关注的问题。随着不断发掘出的古典思想影响日益广泛，把彼此各成系统的教会神学和伟大的异教哲学融合起来又不损害各自的特性及完整性看来已成为某种历史的必然，这使命就落到了菲奇诺的肩上。因此菲氏学说近于两种理论之间，即，视上帝在有限宇宙之外的经院哲学观点和把神与世界视为同一的斯多葛式的泛神论（把宇宙和上帝都看作无限的，近代有着广泛的发展）观点；他相当肯定地认为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乃两条平行的通往真理之路，可见菲奇诺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折衷主义的。
    菲氏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神学》和书信表现出一个高度复杂的思想体系，他试图精心描绘宇宙，把它视为一个博大壮观的等级系统。他认为，首先，居宇宙中心但并不与之分离的是上帝。其次，宇宙表现为以下四个层次：一、永恒的纯粹理念的宇宙智慧；二、同样具永恒性但因其意志而处于动态化的宇宙灵魂；三、由形式和物质而构成并因此而易腐败的自然王国；四、本身不具备形式与生命的物质世界。它们的完美程度依次递减，处最高级的宇宙智慧最接近上帝，只不过不像上帝那样完满而又单一，其多重性在于包纳了各种作为较低层次的存在形式的范型观念（或称天使的心灵——但丁在《飨宴》里就把基督教的天使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以及异教诸神）。而宇宙灵魂与但丁描写的九重的天国相当，亦即理想世界。它之下的自然王国其实就是现世，其运动依赖天国的带动。至于最末等的物质世界，只有当其与形式结合而不再是自身时才会被赋予形状、运动甚或生命，成为自然王国的材料来源。这是个更富有生命活力的动力系统，把各等级和各部分统摄起来的亲和力，即上下左右循环往复的能量流，凭借的是一种由上帝而来、透穿过各重天及所有元素的“神圣影响”。
    菲氏宇宙论体系给了灵魂以某种特殊地位，其不朽性和可随自己的意志而运动的特性，使之成为自然界中最伟大的奇迹——正是它把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有人指出，这“为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依据和认可”②。根据一个古老的观念，菲奇诺学派相信大世界与小世界结构近似。就如宇宙的构成既有物质又有非物质似的，人类的构成同样也包含着物质的肉体和非物质的灵魂。前者乃固有的物质形式，后者则依附于它——当然，在肉体中，灵魂仍以低级的形式存在着；而将两者紧密联结起来的，则是人的精神。
    菲奇诺把人定义为“分享神的智慧并具有肉体的理性化身”，是“上帝与世界之间相联结的一环”。这正如黑格尔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一句描述：“对于他们，神是直接呈现在理性中，理性的认识本身就是神性的心灵，而理性认识的内容就是神的本质。”③ 理性如此特殊的地位之高贵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却仍不能保证人不堕入本能的冲动，因为它被包围在物质之中。事实上人类理性时刻面临着上升或下落的选择，是故“不朽灵魂在肉体中总是痛苦的”。
    这因此引出了他的哲学中另一个同样深刻的思想，即以直接的内在经验为基础而对精神或沉思生活的强调。经验证明，人的心灵经常处于骚动或不满足状态，但是它有能力摆脱形体和物欲的世界而集中注意于内在的本体。所以，灵魂为了从等而下之的事物中纯化自己，非得进入冥想生活不可，以便发现非形体的概念世界。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所有世俗活动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如果说人的智慧能够直接进入永恒的真与美的境界，那么，受智慧启发的人类理性则可以承担起完善尘世间人生之旅的职责；换句话说，既要沉思，也要力行，才不失为完整、合理的生命态度。但是在对两种方式的价值认识上，“柏拉图学园”的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比如，最权威的但丁注释家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虽说略倾向于看重前者，但总的说来还是主张不偏不倚。他把正义和宗教，即行动与冥想的原则，比喻为将灵魂带向高处的鸟的双翼，就像伯大尼村的马大和马利亚姊妹，虽然一个重行、一个主思，但却同样都信仰上帝④。据此，那么正义和有作为的人就同虔诚的圣人或博远的学者一样高尚。仿效马大，意味着不放弃自己对人类负有的责任；仿效马利亚，则意味着与神分享甘美的幸福。
    菲奇诺与兰迪诺的不同在于他对冥想的关注程度要强烈得多，正如克利斯特勒所指出的，菲氏把这种冥想生活“解释成灵魂永远朝着真理和存在的更高等级逐步上升的过程，上升到最后就是直接认识和洞见上帝”⑤。一旦臻于那个顶点，当然就获得了至福，也就进入忘我之境，被神性所充满，陷入“迷狂”，类如诗人的天马行空、卜筮者的心荡神驰、神秘客的欣喜若狂、相爱者的忘乎所以。这几种情况中，最强大也最崇高的当属后者，事实上，爱的观念正是菲氏哲学体系的轴心。爱是动力，来自上帝再归于上帝；爱是欲望，当然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是爱，只有当其意识到以永恒美的形式出现的神德这个目标时它才被称为爱，否则仅仅是自然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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