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永远是基于文化的影响，同样，文化概念和行为也随着学术思想的推动而产生深刻变化。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教准则；《乐记》的音乐功能学说一直影响至今成为音乐的社会政教作用的基础。达尔文生物学说演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埃利斯的“音分体系”建立了其“音阶为诸民族音乐构成因素”的学理基石；博厄斯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摧毁“欧洲文化中心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音乐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和文化互动中产生和发展，世界音乐概念及其研究更是在这样的学术理念和文化背景中形成、建立和深入。因此，认识和理解世界音乐研究中学术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该学科的发展，特别在中国音乐学术界处于广泛重视音乐文化研究的阶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音乐的概念
    中文的“世界音乐”，英文中也一样“World Music”，是一个复合词，即地域的世界概念加上专有名词音乐合成。因此，在字面上并没有特殊的学科意义。然而，世界音乐的概念不同于世界历史或世界地理，它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下的音乐所涉及的范围。从广义和狭义不同层面来理解，世界音乐的概念将涉及地域、商业、创作、学术和文化等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
    1. 广义概念——人类所有音乐事项
    世界音乐所涉及的是世界所有的音乐，也就是人类音乐活动的所有方面，包括城市/乡村、古典/民间、现代/传统、宗教/世俗、经典/通俗、严肃/娱乐等不同范畴和类型，以及相关的行为和活动的音乐。
    这是一个有关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区，以及所有音乐风格和种类的笼统的、广义的世界音乐概念。
    2. 中层概念——商业市场的分类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文化交流大大促进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通往来，其中音乐成为了相互之间文化、感情沟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具有民族文化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和形态也成为了商业市场中的新兴卖点。目前，在大多数国际性城市中的音乐唱片市场中，除了欧洲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爵士摇滚音乐、New Age音乐外，还有一大类便是世界音乐。在这种场景中的世界音乐大多为某一地区、民族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品种，例如中国的《梁祝》、《二泉映月》、《茉莉花》，甚至《女子十二乐坊》；例如日本的《能乐》、《武满彻专辑》、《尺八曲选》或一些现代化配器创作的“樱花”、“拉网小调”等民歌。
    它们在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特别在文化层面上是没有严格界定的，商业效益是这种分类的主要特点。
    3. 次中概念——新的音乐创作方式
    20世纪以来，严肃音乐创作在多元格局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各种新的音乐语言、新的表达方式、新的音响组合随着音乐交流的国际化日趋频繁，不断呈现新的态势。民族化是近十年来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化不是以某一民族为特征的，而是以民族因素复合性为表现形式。例如，在美国当代作曲家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的双钢琴协奏曲中，大家会不期而遇地听到优美动听的佳美兰旋律在其中突然而出。再如，美国当代作曲家罗·哈里森(Lou Harrison)是一位集世界各民族音乐为一身的作曲家，他的《The Heart Sutra》是一首由传统佳美兰乐队、竖琴、管风琴和一百人的合唱队演奏的作品。另外，大家熟悉的中国作曲家谭盾、瞿小松的不少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民族因素复合性。这种特性作品的作曲家非常提倡世界音乐的概念，他们是从各类民族音乐的旋律风格特性、音律构成特性，以及乐器音色特性的音乐创作层面来理解和倡导世界音乐。它是文化整合的表现和表达层面，而非学术和思想研究的角度。
    4. 狭义概念——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介绍和研究
    在这一层面上，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民族音乐。虽然说，世界各民族的音乐都应该是民族音乐，但在这个层面上，更确切地说，主要关注的是在音乐形态构成上和音乐文化内涵上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那些民间传统音乐事像。尽管该层面为狭义的概念，但对于它的严格界定却是困难的。一般而言，我们把那些音乐风格呈民间性、表演方式为非职业化的自发性、传承行为以口传心授为主体、生存环境多属原生态、且具有较高文化内涵或多能反映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和现象，成为这一层面研究的主体。这一领域研究的范畴也在变化和发展，起初大多学者更多关心偏远地区、尚未城市化或西方化的乡村部落音乐形态和行为，以研究所谓“原始”(Primitive)音乐为主要内容，而且学者也主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远离本土而进入非本国文化领域为多。随着对世界音乐研究的深入，其研究领域和范围也不断拓展。现在，世界音乐研究不仅以地域、品种或族群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以音乐活动形态、音乐行为方式和音乐文化构成中的学术价值作为研究主体。
    虽然这是狭义层面，但世界音乐概念及其研究领域却是由此而产生的，而且，世界音乐概念的产生、研究领域的建立，以及学术范畴的确立都是与音乐人类学[有关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二者的异同性将专门撰文陈述和探讨。(在国内一般称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二、世界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由于世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发展的紧密关系，事实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所涉及的学术问题也就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的内容。一般来说，世界音乐研究大致分为两大层面，一是介绍和了解的层面，以信息和知识为特征，以简要讲解、图片观赏和音乐聆听为方式，以普及和推广为目的，它属于音乐教育的人文内容的基础性课程，因此还不具有研究和学术的含义；另一层面即是专题类型的世界音乐研究，以深入详尽的材料拥有和分析为前提，通过探讨和思考，将世界音乐活动和事项中的现象梳理和总结出理论化、规律性的哲理高度的学术研究成果。两个方面的综合，构成了世界音乐研究的具有目的、范畴、手段和宗旨的学术研究性质。也因此，音乐人类学在世界音乐研究的纵横方面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深入和壮大。
    虽然音乐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方法和理论在中国音乐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已经大量被接受和采用，而且在产生许多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中国特征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念。然而，学术的本土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总是伴随着学术的国际化视野的扩大而推进的。没有广阔的、跨国界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交流和互通，缺乏广泛的、世界的音乐人文知识的给养和充实，我们的学术发展和理论研究必将受到一定限制。
    由于条件所限和起步较晚的客观原因，世界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其学科性质和学术方式还相对薄弱。一方面体现在本土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联系和归纳的不足，例如中国乐器文化与东西亚关系中的传播性、地域性和属地性研究还不够充分和深入；再如中国音乐构成的方式在与东西亚文化中所形成的接纳、衍生和扩展的关系也依然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还有，音乐作为生存方式在华人移民现象中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的研究还有待于开展。诸如此类的研究应该是有助于我们的本土化研究更为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所存在的薄弱环节是世界音乐教育普及不够、人文性不足和缺乏体系化，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主管部门和学者及教育工作者两方面都对于世界音乐教育的功能、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严重不足。也正因此，世界音乐教育和研究的推广、开展成为了我们大家迫切的要求和必要的职责。
    为了发展世界音乐研究，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对其学术价值的充分认识。与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的相辅相成，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一定程度上的“学科硬件”建设工作，诸如一般音乐形态的乐器与器乐、记谱与分析、音响与结构研究等，音乐类别的民族志、城市音乐、移民音乐、仪式音乐和社会性别研究等，考察手段的实地考察、音像资料采集等层面。这些方面的建设很重要，然而“学科软件”建设更为重要，也就是世界音乐中的论题性研究(Issue Studies)。因为“学科硬件”是在研究过程中内容的数量化扩展，而“学科软件”是研究过程中思想的抽象性总结。如果说，我们把“学科硬件”视作为事物研究的横向范畴性的基础建设，那么，“学科软件”就是学科发展在学理层面上的深入和哲理性上的提高。没有理论、缺乏思想是不成其为学术，只有硬件建设而没有软件研究是没有学科意义的。也就等于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的躯体是没有灵魂的。因此，“学科软件”性质的论题研究成为我们世界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
    世界音乐中的论题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以下可以是我们现阶段比较重要且可实行的几个方面：
    1. 音乐文化传播
    传播学说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将人类文化及社会活动的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物质文化和行为由一社会起源传播到另一社会。虽然自发的文明与传播而得或借用的文明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何为价值更高，对此学者们不断有争议。尽管传播学说主张者认为“人类整个文化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文化传播和借用的历史”(夏建中1997：54)的结论过于武断，但是由于各种途径的传播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比较音乐学家的“柏林学派”受弗里茨·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影响，提出的“音乐文化圈”理论具有片面和局限。但是传播学派提倡的“形式标准”、“数量标准”、“性质标准”和“连续标准”，为我们考察和研究音乐文化传播现象具有很好的价值。
    例如，地区传播特征所体现的“筝文化”。在东亚三国及东南亚的越南的音乐活动中，筝文化是其中比较有特点的乐器文化传播现象。日本筝(Koto)、韩国筝(Kayagum)即俗称“伽琴”、越南筝(Dan Tranh)都是由中国筝的传播发展而成的。它们的历史源头是一个，因此而产生了相同的乐器缘起传说、相似的形制构造、相仿的演奏方式。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非常多，再如，尺八、三味线、雅乐的中日历史渊源关系；韩国玄琴(Komungo)与中国古琴、韩国牙筝与中国轧筝，以及韩国宫廷音乐中使用的“Piri”、“Kaegum”与唐代的筚篥和奚琴的关系。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现象，诸如西非地区的弓琴现象；木琴乐器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马达加斯加与东南亚的竹筒琴的渊源。
    然而，对于音乐文化的传播，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往往更多注重中国音乐传播的影响和历史，而较少探究被传播后的他文化的融合，即对于传播后到达新的文化环境之后，新的音乐土壤对于原型文化品种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音乐语言和风格缺乏研究。英语中Acculturation和日语中的“变容”词语正是对这类文化现象的表述。
    2. 音乐在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的生存方式
    音乐风格的形成、特定乐器的构造都和地理环境、出产的物质材料的特征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音乐和地理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众所周知，地理学已经不满足仅仅是“描绘地球”，随着人类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它和人种学、文化学、历史学等领域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些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人类生活内容、行为方式和艺术形态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地理学家指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方式和方向大多数取决于自然因素。这些自然因素就包括大陆、山脉，河道、沼泽，树木、草原，气候、季节等。人类在其中生活着，我们在这中间创造了音乐，也因此，这些因素影响了音乐的形态。音乐得文化地理研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探究人类音乐文化的历史方面，同时更反映在描述音乐文化不同特征的区域方面。例如以上提及的音乐文化传播现象中，除了不同社会和文化影响音乐表现形式之外，不同的地域所呈现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也是影响音乐形态和活动的重要因素。再例如，民间音乐传播的方式与艺术音乐不同，民间音乐来自山区，或者从沼泽地带向沿海推进，而艺术音乐的途径则相反，它由沿海地区出发去征服内陆地区。比如，美国乡村音乐由“山地小调”扩展为了带有美国民族风格的音乐种类，而欧洲艺术音乐从开埠的上海滩登陆，由此而“占领”了整个中国内陆版图。虽然民间和艺术音乐的发展方向相反的推进，但是它们都受着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也正如我们的竹子生产地造就了竹子类的乐器和音乐一样，人类音乐文化得益于大自然，同时也受制于大自然。
    地理、自然因素与地理音乐文化特征都对我们研究具有非常意义，在此研究领域的拓展尚且不够。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文化地理学概念的渗入已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学者提出的民歌色彩区、方言音乐特征、区域族群音乐文化等，并且也出现了学理层面的理论框架如“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乔建中2002：96)以及提出了“音乐地理学”学科概念和方法(乔建中2005：307)。在世界音乐研究领域有待于更多地开展这一论题的研究。
    3. 移民音乐中的文化认同性
    世界音乐研究中的另一个尤为需要关注的现象即移民音乐中的文化认同性。对于希望在海外谋生的移民，同乡文化的认同不仅表现为叶落归根的祖先精神意识，同时也体现在与家庭成员和社群的现实的经济和文化纽带关系中，其中音乐内容体现的文化认同，音乐活动凝聚的文化认同，由于这个方面所体现的感情与行为的联系，增加了旅居者的身份不因为居住地的改变而改变的文化认同色彩。具有强烈文化特征的这种认同感，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对于民族和传统音乐文化的形式表现上。我们只有看到中国移民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旅居在国外组织传统音乐社团和表演民族音乐内容，例如美国大城市中的各类中国传统戏曲社团(昆曲、京剧等)，再如，东南亚国家中的华人音乐社团、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犹太移民音乐文化，它们都以此来增强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相反。
    正如汤亚汀曾叙述道，移民、资本和文化加速全球流动，产生了对移民社群及各种“旅行文化”的研究。世界的变化正是这一流动性所造成，而“音乐在运动之中，越过民族、地理界限，走向新的、更广泛的听众”，此即‘音乐文化的流动’。‘音乐不仅局限于单一地域，音乐的涵义也不止一个地理来源’，民族音乐学‘对静态的封闭的地方文化研究，转变成了对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音乐怎样在时间(历史变迁的维度)和空间(地域变迁的维度)中传播、演变。反映了西方音乐人类学界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新的认识框架，即时空背景的转换及其所形成的“差异”、边缘化或他者化。移民音乐研究涉及城乡移民音乐，移民过程前后的音乐风格变化，运动中(旅游或朝圣)的音乐，迁徙民族(犹太和吉卜赛)生活中的音乐，回归民族的文化模糊性，城市主流社会中移民飞地的亚音乐文化等。(汤亚汀2005：18)
    4. 社会学意义中的音乐功能特征
    音乐对社会的功能作用是一个笼统和过于广泛的说法。具体地说，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上，主要的关注点是音乐对社会稳定、整合的功能作用。具有明显和强烈社会意义的歌曲和音乐大量地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这些歌曲和音乐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集体团结以及个人的成长都具有强有力的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中国孔子的音乐社会化功能的集中体现。他把音乐的这一功能提升到一个非常的高度来认识，认为音乐具有改造不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习的功能作用。而且，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不仅体现了音乐具有反映社会情感、社会心态和社会精神的功能，能协调、团结人的关系，而且更是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曾遂今1997：6-7)著名学者阿多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则是更为简明而透彻，他认为特别是那些远离音乐概念的作品或活动，更是具有社会的象征性。
    例如，南美安第斯排箫一般只用于合奏很少作为独奏，而且音乐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性。这主要是指在村庄寨区的音乐活动。是这样的，南美洲印第安人将演奏排箫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他们强调部落村寨之间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个乐队吹奏排箫时，每人只吹一个音。一个旋律是由每一个人的一个音组织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音乐旋律的一部分，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否则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旋律。这样的音乐组合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意思说，整个社会就像一首音乐，必须以每一个人的参与、配合和努力来完成它的和谐和正常运行。在这种观念下，音乐活动就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因为音乐的和谐，特别是像南美洲印第安人演奏排箫这样的方式，是需要非常高的音乐能力和演奏技术才能完成的，所以印第安人排箫音乐需要很严格的音乐节奏感、很好的音乐素养、很好的音乐专业水平。可是，在印第安人对排箫音乐活动的观念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音乐性的，这种观念允许任何没有音乐经验的人来参加演奏活动。而没有经历过较好音乐训练的人又不可能将排箫音乐演奏得非常和谐。在这样的情形下，印第安人认为，人的参与是主要的，人心的和谐是本质的，而音乐只不过是一个手段，它的结果相对而言是不重要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社会文化现象。类似的音乐现象很多，诸如越南高山族的锣乐、泰国宫廷音乐的音乐结构及乐队组合的方式等，人们将音乐赋予了更人文和社会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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