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作家作品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和依据。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重新审读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包括作家的全部文学创作。所以，搜集和编辑作家全集就是整个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非常重要和很有价值的工作。
    新时期以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单个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前者如《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徐志摩全集》、《艾青全集》、《沈从文全集》、《冯至全集》、《李何林全集》等等；后者如《老舍文集》、《巴金文集》、《王统照文集》、《郁达夫文集》、《蒋光慈文集》等等。在已出版的“全集”中，大多基本上是“全”的，“不全”的是少数。“文集”中不全者居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作家的亲属为亲人讳。据作家“全集”或“文集”的编辑者反映：作家亲属主动协助编辑者尽可能“全”地辑录作家所有文稿者有之，但只占少数。多数是不同意收录作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所写的批判他人的文字。这里的关键是对“为贤者讳”的态度问题。首先，某人是否为“贤者”，并不由编辑者或其亲属确定，而是由所有史料来确定。其次，更重要的是，有些所谓的“为贤者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须知，任何一位认真的研究者必然尽可能全面和详尽地搜集、阅读有关作家的资料，既是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就难以逃过研究者的眼光。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只是发现时间的迟早问题。所以，“为贤者讳”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对于这一既不利人又利己的古已有之的观念，实有彻底抛弃的必要。因为这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中的主要阻力之一。应当说明是，我这里所说的并不包括未公开发表而又牵扯到作家个人隐私的文字。关于个人隐私问题，国家的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有些关系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如某人系我派出负有特殊任务者，则应作处理后付印(处理方法，最好是空出若干字，处理后无人能猜出原文)。
    第二种原因是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造成的，或是由于战乱，或是由于自然灾害，或是由于报刊保存方面的问题，也有作家笔名过多而造成的搜寻困难，等等。总之，这种在作家作品搜求方面的困难有时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委托吴宏聪先生、胡从经先生和我主编《徐志摩全集补编》，我们连同助手近十人花费几年的功夫，搜集到徐志摩佚诗、佚文四卷约八十万言。且不说未查到的佚文，有的如《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已辑录到下半篇，也知道上半篇发表的报刊及日期，就是找不到这一天的报纸。唯有阙如。
    “全集”或“文集”的编法多种多样，从中可以体现出编辑者的才学和智慧。我以为，作家“全集”的编辑者至少应当注意两点：(一)名实相符，尽可能地收进作家的全部著作。假如《鲁迅全集》不收鲁迅的译文，就不是“鲁迅全集”。鲁迅的译文很多，对研究鲁迅，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少了它，就缺了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单个作家作品，如果要编“全”，也很难。《鲁迅全集》仅1981年版，就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人力(脱产、全力投入约3—5年)约百人，经费数百万，结果仍有遗漏。我想，编辑者顾名思义，只有“编”的自由，并无“取”“舍”和删改的权力。我们的法律对此似无明确规定，其实是应该予以界定的。(二)为读者着想。一切服从于便于读者查阅。例如：“集外文章”，最好集中在一卷或两卷里，免得读者查过许多卷之后才能查到。有些不能一下就判断的(如学术著作与“随笔”、“散文”、“杂论”，有些难以区分)，就更难断定。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全集”这儿编得不好，那儿编得不妙，你可否能提出一个最佳方案呢？必须指出：由于各个作家的情况不同，已出版集子的状况各异，很难提出一个能适合所有作家的方案来。大略而言，“全集”有两种编法；对作家自己编成集子较多的作家，如鲁迅，生前将自己的著作、书信、翻译、辑录、校勘等数十种专集出版；也有别人(如杨霁云)为之编辑的《集外集》面世。无论为新编《鲁迅全集》质量计，抑或为新编者省力计，为方便读者计，都以原专著基础上编“全集”为好。如今相当多的“全集”都采取这种编法。为便于读者查找，集外文字宜于集中编在一起。另外一种编法是，重新以创作或发表的年、月、日为序排列。这样编辑的难处很多，因为作家并未说明，这篇作品写于何年、何月、何日，有的既无写作的年、月、日，甚至也未提示最初刊发作品的报刊和卷数、期数，有些刊物更是很难查到，这就更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有些难以确定写作年份的作品，只有附在年度之后。写作月、日仿此或干脆不署月、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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