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06)04-0107-07
    孙犁在文学创作中，不仅“善于写女人”，而且“善于写自己”，其作品中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十分突出，两种意象或是单独存在，或是主次并存。如果把孙犁一生的创作活动以1956年大病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在其前期作品中，女性意象占主导地位，自我意象居于从属地位；在创作后期，女性意象成为一种余脉，自我意象突起，并不断得到强化。在前期，孙犁主要是以小说这一文体，为我们创建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画廊；“文革”后，孙犁主要以散文这一文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忧郁中奋斗的自我形象。
    意与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象是客观存在，意象是主观存在，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物象进入作家的头脑，就要接受作家主观经验的检验和融合，只有符合作家创作需要，尤其是审美需要的物象，才能在头脑中保存；作家对保存在大脑中的物象，要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格进行化合和改造，并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把它融入作品中成为意象。这种从物象到意象的过程，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借助客观物象表达出来的主观情意。
    同一物象，不同作家的可以形成不同的意象；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也会对同一物象形成不同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会打上作家思想情感和艺术个性的烙印。如果说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是孙犁作品的典型意象，那么这种典型意象正是作家艺术个性的典型反映。
    一个作家典型意象的形成，既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条件，主要是思想观念、艺术才能、个性特征等因素，又取决于作家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即主体意识之外的一切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主要是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家的遗传素质以及生理状态。
    每个作家的主观条件的形成，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作家从出生时的“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人”，一直到死亡的自然进程中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所以说，作家的主观条件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作家的创作的不同时期，已经形成的主观条件，总会对正在进行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活动给予深刻的影响，使其带上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作家典型意象的形成是一定的客观现实和一定的主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客观现实起决定性作用。
    分析一位作家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既要分析其所面临的时代，又要分析其自身的客观存在，主要是生理存在，同时又要分析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但是人们往往重视时代因素，而忽略作家自身的生理因素和主体意识。具体到孙犁这个出生后就患有生理疾病，成年后又有心理疾患，其人及其作品一直游移于文坛边缘的作家，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好在孙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晚年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分析材料并不欠缺。
    一
    孙犁在很小的时候就患有惊风疾，即抽风，又称为“惊厥”。孙犁得病的原因很难判断，据其自述，可能与接生时的不卫生有关，也与其出生后体质羸弱，没有奶水喂养有关。孙犁的惊风疾一直到十岁左右才治愈。[1]
    惊风疾对孙犁的生理尤其是神经系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家里人认为他是个书呆子，还有点傻。疾病使他的情感具有很大敏感性和波动性，同时也会形成较多的神经联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聪颖过人。对此，孙犁自己也深有体会：“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这是一些病理学家经常谈到的问题。”[2] 可以说，生理上的病态，形成了他对艺术和美的特殊敏锐。
    由病症带来的艺术上的意外收获，可能使孙犁暗自庆幸，而且还产生了比拟作用。他在《买〈章太炎遗书〉记》一文中，特意谈到了章氏：“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默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任他以重任。”[3]
    惊风疾也给孙犁心理上造成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他长期的神经衰弱。从病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神经衰弱属于心理疾病中神经官能症中的一种。神经衰弱的含义是神经衰竭或神经虚弱，其特点是：身体和精神易于疲劳、兴奋性增强、精力不足和慢性虚弱。孙犁一直睡眠不好，在保定上中学期间患过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41年在延安又患过一次，并住过边区医院；最严重的是1956年那次，一病十年。在晚年，从孙犁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可以发现，神经衰弱症一直困扰着他，严重时可以导致眩晕，甚至跌倒，每当此时，孙犁不能多用脑，也不能写文章。
    另外一种心理疾病是忧郁症。孙犁晚年给肖复兴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点：“然我患有忧郁宿症，情绪时常不稳，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希勿念。”[4] 忧郁症也是一种神经性障碍，表现为一个人的情绪经常处于低落状态。其特点是，对生活中的挫折和痛苦的压力等境遇不相称的一种反映。如果在一种痛苦的压力情景中，消极的情绪被扩大，从而加剧并持续下来，妨碍一个人的人格或社会调整，就会转换为忧郁症。孙犁患上忧郁症的不好准确确定，但从抑郁症的特征来看，孙犁患上这种病症的时间，大概在十年大病或十年文革中。
    产生这些心理疾患的原因，除了惊风疾给孙犁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外，还与孙犁婴幼儿时期的心理剥夺有关。从孙犁婴幼儿时期的生活经历来看，孙犁存在着口部剥夺和父亲剥夺两种现象。孙犁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是靠糊糊喂养大的，这种被剥夺了吮吸乳汁的机会容易造成一个人情感上的不稳定甚至障碍。孙犁的家乡在河北安平县，其父在安国经商，每年回家一次，过个正月十五。一直到孙犁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全家才在一起生活。严格来讲，这个家庭是一个父亲缺位的母子家庭，这对儿童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在这种环境中，儿童往往缺乏安全感，对压力特别敏感，容易出现心理上的失调症状。
    惊风疾对孙犁个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只成活了孙犁一个，又是病孩子，自然会得到家长的格外宠爱和娇惯。孙犁上小学后，每年由叔父出面请先生两次，都要嘱咐先生不要打这个孩子，因为有病。另一方面，孙犁的交往对象可能受到限制，从其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孙犁的交往面比较小，大多是女孩子。对有生理缺陷的孩子，由于家长担心他会受到调皮的男孩子的欺负，不愿自己孩子的缺欠暴露在更多的人面前，家长在无意识中会限制孩子的交往范围。由于上述原因，孙犁没有锻炼出较强的生活能力，而是对大人有较强的依赖倾向；也没有锻炼出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形成了孤僻、羞怯、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这些，孙犁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我从小就有些孤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那老伴就说，来了人呢，他要不就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我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的地方走。”[5]
    幼年的疾病和由此形成的个性上的弱点，造成了孙犁的自卑感。当人们明显感觉到自己某一方面不如他人而又无法改变时，就会产生自卑感。对一个患有惊风疾的孩子来说，自卑感会早早地扎根在其幼小的心灵上。孙犁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托人在北平给他找过两次职业，但孙犁都没能干多长时间。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中，他也不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人物。晚年，孙犁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我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地当个领导啊，或者是下边有一拨儿人呀，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抗日期间也好，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好，我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生活很艰苦，搞了那么多年，连匹马都没有骑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我常有种自卑感，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6]
    生理上的病态给孙犁幼年的生活造成的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使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并坚定了家长供他念书的决心。“因为我干不了别的，没有能力去从事别的工作。”[7] 从幼年开始的读书生活，为孙犁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童年时期，他就对《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传统作品以及地方戏曲、评书鼓词这些民间艺术有着浓厚兴趣。那些作品中细腻的感情描写和鲜明的女性形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二
    孙犁孤僻的性格特点，过敏的心理反映，决定了他不易融入社会，不易融入他人，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正是抗日战争，逼迫他起来斗争，推动他加入时代的主流，使他对时代产生了深刻认识，艺术家的才能、心理特点和修养，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抗战生活充满血腥，艰苦卓绝，但人际关系纯正如水，不需要孙犁劳心费神，而且使他时刻感受着愉快和温暖。创作环境也十分宽松，发表作品，没有政治审查，也没有组织评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孙犁参加抗日战争，使他个人和时代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统一。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弥补了孙犁个性上的不足，使其长处得到发挥，正是抗日战争，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对此，孙犁自己讲得很清楚：“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过成什么样子那也不知道。所以，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总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是在文学上给了我一个机会。”[8] 这种分析，是十分客观和准确的，只有艺术家的敏感的心理，没有时代的契机，没有自我和时代的完美结合，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
    孙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更多的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是在为时代而歌唱，文学成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由于个性原因，孙犁一直远离官场，同时也远离那些核心的文学团体；他从事文学工作，一直是理论和创作并进的，尤其是参加抗日战争，是以文学理论为先导的。1937年冬，刚刚参加抗日战争的孙犁，初上文学征途，就在冀中发表了《现实主义文论》、《鲁迅论》，显示了他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并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孙犁的创作适应时代需求，同时又十分重视艺术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虽然还谈不上自觉的主体意识的驱动，但是，已经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风格。
    在创作上，孙犁如鱼得水，恣意尽情，其作品不论语言、人物，还是环境描写，都笼罩着一种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尤其是他在《荷花淀》、《芦苇荡》、《嘱咐》、《吴召儿》等作品中，刻画的一大批形象生动的女性人物，丰富了抗日战争的文学画廊，与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孙犁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表现抗日战争，虽然有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家自身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
    从客观原因来讲，孙犁几乎没有上过前线，大多是在敌后从事文艺和教育工作，缺乏相关的经验和生活积累，因此他不可能正面描写战争。在敌后工作期间，由于男人大都上了前线，他所接触的大多是妇女，特别是在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同时，远离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也构成他的创作动因。
    从内因来讲，孙犁的先天生理素质和生活经历，形成了他的“女性崇拜”心理情结。“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他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地心情写到她们。”[9] 对女性的崇拜，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这种“女性崇拜”的心理情结，与他自小患病，对家长的依赖有关，更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孙犁幼年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女性的生活环境，除了母亲外，还有个自幼失去双亲，被孙犁母亲抚养成人，对他照顾有加的表姐。因此在孙犁幼小的心灵中，女性是他的保护神，他的需要可以在女性那里得到满足，她们是善良的，也是美的。他对女性的了解要超过对男性的了解，这是孙犁女性崇拜心理倾向的主要原因。加上从幼小的年龄读《红楼梦》，强化了他的这种心理定势。
    自身的生理素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孙犁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女性崇拜”心理情结，虽然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是他乐于和女性交往。当他遇到压力和挫折的时候，这个情结就会发生作用，规定心理活动的指向性，使他回归到幼年在女性照顾下的快乐生活，这样女性自然就成为其艺术想象的核心。孙犁的婚姻依然没有摆脱这种被女性所保护的模式。他的婚姻为包办婚姻，妻子比他大4岁，在给朋友的信中，孙犁明确的讲到的这一点：“拙荆忌日经查对，应为一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她长我四岁，属鸡，然生辰月日，不复记忆。”[10] 妻子在生活上，对孙犁照顾得无微不至，充当的是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
    作为封建婚姻，孙犁没有经过自由恋爱，妻子文化程度很低，孙犁在精神生活上，很难说得到了满足。在他的一生中，曾与数位女性发生过感情纠葛，但道德的束缚和优柔寡断的性格，决定了他在这方面不会有出人意料之举。
    结婚不久，孙犁就产生过情感的游移。当时孙犁在保定读中学，课余时间到平民学校教书，与班里的一个女学生产生了感情。女学生写给孙犁的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来，孙犁被免去了教职。这段情感，孙犁在《保定旧事》等文章中做过详尽描述。孙犁认为：“这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11]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把这段情感称为“初恋故事”。孙犁用词一向严谨，我们只能认为：孙犁16岁结婚，因为是封建的包办婚姻，爱情的成分很值得怀疑，他才把这段18岁产生的婚外情感称之为“初恋故事”。否则，孙犁对产生这段情感原因的解释只能是虚假的，而“虚假”与一贯强调“真实”的孙犁的为文之道背道而驰。
    1944年在延安，孙犁向自己的一个女学生提出缔结良缘，对方同意了，他却反悔了。这件事，孙犁曾写进《〈善室纪年〉摘抄》中，后来，被一位好心的编辑给删去了。作者晚年，双方均孤身一人时，孙犁再一次婉言拒绝了对方发出的爱情信号。在《忆梅读易》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事情的经过，通篇充满的对人生命运的感叹和作者的忏悔之情。1958年，孙犁在青岛养病期间，和一位女看护发生过情感纠葛。这种感情纠葛，他在1983年所写的《病期经历：青岛》一文中，曾做过较为详尽的描述。文革后期，孙犁在极度寂寞中，按照过去知道的地址，给女方写了封信，却石沉大海。
    自由恋爱和心灵激荡的爱情，或许是孙犁一生的梦想。为了这一梦想，孙犁一生中不断进行着小心的尝试，胆小和怯懦使他不断退缩。妻子去世后，孙犁终于进行了一次勇敢的拼搏，这就是孙犁的第二次婚姻。孙犁在致陈乔的信中说：“七一年十月间与×××同志结婚，是××同志介绍的。”[12] 但这次婚姻很快风消云散。1975年6月24日致韩映山的信中，孙犁对自己和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做了一个总结：“我有很多缺点，你知道一些，有些不知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寡识和寡断。由于这种性格，我想等事情有个最后结果再告诉你，现在总算有了个结果：终于离开了。”[13]
    对这次婚姻，孙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但收获的却是失望和痛苦。在《芸斋小说·续弦》中，孙犁敞露了心扉：“关于晚年续弦事，我从不怨天尤人，认为是我的患难一生中，必经的一步。我的命运，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一步了。”[14] 所谓“必经的一步”讲的是主观，是孙犁对爱情的渴望和追逐；后一句，讲的是客观，讲的是命运，实际是讲的自己的性格。
    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使孙犁对往昔爱情充满了眷恋，对自己也充满了自责。孙犁在1986年所写的《天使》一诗中承认：“我曾在爱情上失败多次/及至晚年/也难说得到过真正的爱情/我是这个战场上的一员逃兵”[15] 正如他自己所说：“个人私生活方面，我觉着也比较简单，也没什么很离奇的恋爱故事，有一些也是浅尝辄止。随随便便就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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