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近况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教学内容和基本的教学方式看，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类型：
    ①以范文为主导。即以课文带语言知识。
    ②以语法为主导（包括晚兴的句型主导）。
    ③以情景交际为主导。即根据交际功能类型组织教学内容。
    ④以字为主导。这是近些年初兴的。
    至于词汇教学，过去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未取得主导地位。直到近些年才有了一些变化，有些学者明确提出要重视词汇教学，甚至提出以词汇教学为中心的主张。例如，胡明扬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语汇教学理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即使不说是一个核心位置。”（注：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1期。）后来他更明确地讲：“实际上所有的语音、语法问题都体现在具体的词汇的读音和用法上，如果真正掌握了词汇的读音和用法，语音和语法的抽象规律都可以不学。”（注：胡明扬：《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李如龙先生等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汉语词汇特点、汉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理论论述了以词汇教学为中心的含义、理论依据和如何处理教学中语言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注：③李如龙、杨吉春：《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但总体上还是声音微弱，更没有看到以词汇为主导的模式设计和系统的教学实践。就目前的情况看，词汇教学尽管在各个阶段上情况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处于连带的地位，具体教法上（包括主张）大体有如下几种方式：
    ①以课文带词汇。就具体课文中出现的词语来讲授。主要讲解课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②以语法带词汇。即围绕语法教学连带词汇讲授。李晓琪提出的建立“以虚词为核心的词汇—语法教学模式”（注：李晓琪：《关于建立词汇—语法教学模式的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大体上也属此类。
    ③以情景交际带词汇。即根据交际情景组织句型，根据句型安排词汇。也有的把常用交际词汇分为若干类集，然后与句型相配合。
    ④从语素入手讲词汇。主张先讲构词能力强且能单独成词的语素，同时通过语素组合分析讲授合成词。
    ⑤字词结合。兰般是以字带字族和词，系联“字族”、“词组”。
    ⑥讲授基本词汇、常用词。
    ⑦按语义场组织教学。即按语义场分类进行词语的集中强化教学，并通过各种练习帮助学生迅速掌握大量词汇（注：陈贤纯：《对外汉语中级阶段教学改革构想—词语的集中强化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9年第4期。）。
    ⑧联想教学。以重要词语为中心，通过联想建立以某词为核心的词群，让学生成群掌握词汇。
    就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还是语法唱主角。
    语法唱主角存在的问题已是显而易见的，虽有学者主张以词汇为中心或主导，但还未见成熟的方案。在现有的各种类型的词汇教学方式中，尽管各自都有自己的优长，但似乎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并且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是：
    ①孤立的而非联系的。多数教法基本上是着眼于单个的词而就词论词，较少涉及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词与语法、语音、语用、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词义与句义的联系等。因而给学生的词汇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更难于以简驭繁地把握词汇。
    ②局部的而非全面的。在词义讲授中，一般只注重词汇意义，较少涉及语法意义、语用意义、文化意义；只重视静态意义，而忽略动态意义；只注重单个意义，而忽视系列意义。因此，给学生的只是关于词汇及其意义的局部的平面的知识，而不是全面的立体的面貌。
    ③浮泛的而非精细的。尤其是在词义教学中，一般只触及到传统的词义层面，而较少进入义位层面，更少深入义素层面；只作平面解释，较少作结构解剖和立体分析。因而学生获得的知识有时是浮泛的浑沦的甚至是模糊的。
    ④知识的而非应用的。不少时候客观上把词汇当作纯知识教，联系运用不紧密，致使学生过多地把工夫花在对词汇知识的记忆上，而忽视了联系具体运用。
    ⑤从属的而非主导的。上边已经提到，目前的词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属于语法的教学主体的。
    上述问题的存在，带来的结果是：学生学习困难，学习效率不理想。因此，必须探索新的途径。
    二、实施词汇主导教学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语言的机制，尤其是从汉语的特点、认知规律、语言习得规律以及教学实际看，实施以词汇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词汇在语言机制中的中枢作用决定了词汇主导教学法的必要性
    语言自然主义、结构主义盛行之后，词汇的作用被忽视甚至被贬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语言系统中，词汇是关键。
    语言事实确实告诉我们，词汇是各种语言信息的集合实体，它关联语音，承载语义，制约语法，规定语用，蕴含文化。显然词汇是语言的核心，它主导着语言的结构和机制。
    1.1词汇语义决定词性
    我们说确定词性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这是从语法层面对词进行定性的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要问：某词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语法功能呢？一般的解释是，这是由该词的词性决定的。显然，把这两个被视为定论的说法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构成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只是局限于语法层面，把词的外在表现当成了其决定因素。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决定一个词的语法属性的深层因素是它的意义，而不是它在语法层面的外在表现。它的外在表现只不过是我们对它的属性进行判断的形式依据而已。这犹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貌、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来判断其性别一样，其相貌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只是作出判断的外在依据，而不是其性别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的内在生理特征。同理，决定词的属性的最终因素是词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为省篇幅，孰不举例。
    与此相关，有些词之所以可以兼类、转类，其实质就是因为那些词的意义包含了使它们呈现不同属性的因素。例如：
    A.鼓、钻 —“工具”特征突出，同时“功能”特征（用于某种动作行为）鲜明，因而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属性。如“鼓”是“一种敲击乐器”。其演奏工具语义特征张显时，是名词，其可敲击功能语义特征张显时，是动词。以下分析同此。
    B.包、包裹 —“动作”特征突出，同时“工具”和“结果”相伴，因而兼具动词和名词的属性
    C.学习、运动 —表示“事件”时是名词，表示“动作行为”时是动词
    D.科学、规矩 —表示“事物”时是名词，表示“性状”时是形容词
    E.木头、金属 —表示“事物”时是名词，表示“质料”时是形容词或叫“区别词”
    可见，词的语法属性本来就蕴涵在它的词汇语义中。只不过，汉语与印欧语不同：汉语没有把词本身蕴涵的语法属性显性化，仍然保持潜存状态；而印欧语则把词蕴涵的语法属性显性化，用语音形式加以标记，这就是所谓形态。这也表明，印欧语的形态实质上也取决于词汇语义。
    1.2词汇语义决定词的组配模式
    词如何组建为更大的语言单位来表情达意？一般认为语法是主导，词汇只是备用的材料；语言的运用只是根据语法规则对词汇进行选择组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本末倒置的。事实上，意义是语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们表达时，首先是有“意”（想要表达的内容），然后才据“意”择“形”（表达形式），而“形”则随“意”转，足意为度；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说，则是据形索义。显然，意义才是语言运用的轴心。从意义和表达形式的关系而言，意义要求甚至规定着表达形式。形式是为意义的表达服务的，它只是语言运用者根据意义表达的需要所作出的一种手段选择。正如我们要表达某种愿望可以用手势，也可以用眼神，还可以用语言一样，即使使用语言手段，也可以有多种形式选择。而选择的决定因素主要是意义。首要的不是取决于句法规则，而是决定于词汇语义的特性。词汇语义的特性决定了表达的语义框架，语义框架规定了语义角色和句法形式。
    比如我们要表达关于“父亲”的事情，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父亲”一词的语法特征，去选择它的句法角色和组配对象，而首要的是考虑其意义层面的因素。而在意义层面，围绕“父亲”一词潜存着基本固定的意义框架。这个意义框架包含如下构成要素：其一，“父亲”的所属者（谁的父亲）；其二，“父亲”的性状（父亲怎么样）；其三，“父亲”的行为表现（父亲干什么）。这个框架是表达的基础和依据，它规定了“父亲”这个词的语义角色、组配对象和句法模式。因此要表达关于“父亲”的事情，无论选择何种组配，都不能脱离这个语义框架。只要在这个语义框架之内，组配模式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随意安排。
    借用配价语法的说法，无论是词的配价数，还是其组配角色的选择、组配模式的建构等都是由词的意义决定的。配价的实质是语义。
    1.3词汇语义决定词的功用
    如上所述，一个词犹如一个高度集成化的信息模块（恰似一个IC-集成电路），其实体决定其功用。具体地说，一个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何种语义角色、何种句法成分，主要受其意义等本体因素的制约。请比较：
    A.小张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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