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2-0116-04
    一、问题的提出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自欧阳修首次提出以来，已得到后世诸多文学批评家如李维桢、孙承恩、贺贻孙、王国维、钱钟书、童庆炳等人的认同；并且也确实得到了文学史发展事实的印证：自古以来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以“穷”而能“达”。作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也因此受到当代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概言之，对“穷而后工”的当代阐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诗穷而后工”理论渊源的细致考察。学者们认为“诗穷而后工”与孔子的“诗可以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以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诸多阐释着眼于作家物质贫困与精神困窘两方面的思考。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穷”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遇，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1] (P30)桂栖鹏、张学成等人认为“穷而后工”说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2] 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说，[3] 文章还以此上溯，认为南朝钟嵘的观点、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以及孟子的磨难说等，均为“诗穷而后工”说的源流。钱钟书先生认为此命题乃承接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一脉，其对怨诗的传统不乏精彩论述，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另外，赵成林等人也将其源流推延到以“怨”言诗，将“诗穷而后工”视为孔子“《诗》可以怨”观念的发展。[4] 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诗穷而后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代表，它内在地要求诗人要能对社会、人生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和批判意识。
    其次，学者们就“穷”因何能致“工”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切入点多集中在“诗穷而后工”中隐含的创作论问题以及文学抒情性的特征等问题上。童庆炳先生认为：“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1] (P30)邹强借助西方现代主体理论，从文学本体、作家主体、接受主体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作家“穷”之后往往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同时，“穷”之潦倒也成就了文人的创作心态，激起他们的创作欲望。[5] 许家竹指出“诗穷而后工”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的生活遭遇与人生体验对其艺术成就的决定作用，并从作家的创作实践角度阐释了造成诗穷而后工现象的诸多原因。[6] 总之，此类探讨多是对“诗穷而后工”的内在意旨进行阐释，说明无论物质方面的贫困或先达后穷还是主观精神方面的“穷困失意”都能使作者得到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具有一种动人心魂的力量。
    很明显，学术界以及前人对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命题和中国文学史中“诗穷而后工”的现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虽然对“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命题的源流进行了追溯，但对这一命题成熟于北宋的文化成因与学理依据分析不足。其二，对“诗穷而后工”的阐释过于单一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欧阳修的阐释，对于“穷而后工”中包含的文学本质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晁补之对“诗穷而后工”问题的新解读为契机，试分析“诗穷而后工”盛于北宋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对这一命题的理论贡献。
    二、“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学理依据
    宋代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非常重视对文学本源性问题的探讨，文学本质、诗歌技法等问题都在宋代的诗话或文章论著中有所论及，特别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源动力问题，宋人有着异于前人的理论自觉。比如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素来就有苦难成就诗人的传统，但直到欧阳修才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为“诗穷而后工”做了最后的总结与概括：“(诗)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乃穷者而后工也。”[7] (P295)
    翻检典籍，不难发现，北宋时关注“诗穷而后工”的不止欧阳修一人，对此，王安石、苏轼、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都广泛认同，几乎成为时人评诗论诗的关键词。如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中云：“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阮以身投，坎坷坐老谁当尤。”[8] (P383)张耒《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中也谈及：“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词，殆出此耶？”[9] (P752)贺铸亦有相似的表述：“诗解穷人语未工。”(《留别僧讷》)苏轼亦曾评钱济明之诗云：“又知诗人穷而后工，然诗语朗练，无衰气。”(《答钱济明三首》)又说：“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僧惠勤初罢僧职》)陈师道在评价王安国的文学成就时说：“其穷甚矣，而文义蔚然，又能于诗。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王平甫文集后序》)李之仪评论东坡诸人追崇陶渊明诗风的原因时也持此论：“张文潜、晁无咎、李方叔……三人者，虽未及见其赋之则久矣，异日当尽见之。以是知穷而后工者不为虚发。”(《跋东坡诸公追和渊明归去来引后》)晁补之的类似表述，待下文详论。显然，欧阳修之后的北宋诸位文人对“不平则鸣”或“诗人固穷，穷而后工”的观念有深刻的体会和认同。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宋人说理意识浓厚，理性精神强的特点导致的。
    北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学批评的发达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文官政治促使新兴知识分子登上政坛与文坛，他们引领政治、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氛和景象，宋人爱说理，且以议论为主要争论手段。这是任用文官，且对科举进行重大改革的统治策略的必然结果。宋代统治者鼓励文人执政，并提高谏官地位，鼓励言事，从宋初的王禹偁到北宋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父子等，都曾上书言事，慷慨陈词，可见，当时的言论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宋人也因此形成了好议论的风气。此种风气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更加促进了文学评论的繁荣。不少文学家都对前代以及当代作家及其创作，加之各种文体、艺术风格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与讨论，表现出旗帜鲜明的主体意识，造成宋代艺术批评领域成果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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