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12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介文章《纯粹的诗》，介绍西方诗歌中的“纯诗”开始，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得到广泛译介，不仅给时人的新诗方案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想象，而且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相当多的新诗实践被激发，使得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就是新诗观念的变化，具体来说，即是由“情感”向“经验”的范型转变。关于这一引进过程，此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追溯和清理，但较多涉及其译介线索，很少探讨其观念之表达及在中国新诗中的建构。本文拟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中被屡屡提及的若干“名言”为中心，来探究那一时代与观念的歧异。
    一
    1934年7月，梁实秋的《偏见集》由正中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他发表于《新月》等报刊的文学批评和论争文章三十一篇。虽然这些文章多是针对“讲‘主义’的”“文坛”，但作为由新诗人出身的批评家，他亦卷入此时新诗观念之分歧与争端中，并于文章中多处涉及对此时新诗的批评。
    《什么是“诗人的生活”？》一文，是当时梁实秋对梁宗岱《论诗》一信的回应。梁宗岱借此信表达了自己的诗歌观念，批评“《诗刊》作者的心灵生活不太丰富”，并引用了里尔克的一句“名言”：
    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在这一“名言”之后，是里尔克的大段抒情化的表达，“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要得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1] 这段话实际上是列举“经验”，用以说明这一“名言”。但在梁实秋的这篇反驳文章中，恰恰针对着这段抒情化的言辞，在几乎原样照抄了这段话后，梁实秋讽刺说：“‘但要写一句诗’就要有那么多经验，‘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又要有那么多的经验！”此后，梁实秋认为，梁宗岱以及他所引用的里尔克所说的其实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鲜”，而且其问题在于“太玄”。
    两者的分歧，其实是在对“经验”之于“诗”的不同看法上，梁宗岱与里尔克强调其重要性，而梁实秋则更侧重于“个人的性情和天赋”，并不承认“经验”对“诗”的重要性。如他认为，“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会丰富”，“不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不会那样的丰富”，“虽然经验不少，那十行好诗还是写不出来”的。由此可见，梁实秋仍以“经验”为“材料”，而更注重运用“经验”的主体。
    即使同是对“经验”的强调，梁宗岱和里尔克对“经验”之说的理解仍有差异。里尔克在谈论“经验”时，其立场是建立在对浪漫主义的反拨上，因此，其“经验”之说是与“情感”之说相对应的。梁宗岱在以里尔克此语批评《诗刊》时，更多强调的是经验的广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写作的难度。正如梁宗岱在引用这段话时给诗下的定义：“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换言之，虽则引用里尔克这一“名言”，但在梁宗岱对“诗”的构想中，“经验”之说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并未成为其诗歌观念的中心。
    《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一文为梁实秋对英人伊斯特曼的著作《文学的精神：它在科学时代的地位》的述评。按梁实秋的介绍，伊斯特曼为“自命是以真正的科学方法研究文学”，而且与瑞恰慈“最引为同调”，在对“文人的‘随便乱说’”的批评中，伊斯特曼举了艾略特的例子，“在同一页上，伊利奥特先说诗是‘逃避情感’，随后又说诗不但是‘情感的真挚的表现’且是‘最有意义的情感之表现’。这些矛盾糊涂的语句，充分的表现文人运用名词之漫不经心，思想之紊乱驳杂”。这里涉及到的艾略特的观点，出自于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原句是：
    诗不是放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情感的人会知道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2]。
    艾略特的这一“名言”是其“非个性化”诗学的核心观念之一，此文写于1919年，被收入于1920年出版和1928年再版的文论集《圣林》。但伊斯特曼显然并未去理解其含义，而简单地斥为“矛盾糊涂”。
    在伊斯特曼对“摩登派诗人的作品”的“晦涩的现象”的批评中，他引用了瑞恰慈对诗的定义：“诗是一种传达（communication）的行为”，并将其理解为“一切文学乃是价值之字面上的传达”，因之批评“摩登派诗人对于这‘传达’的任务却吝而不行”。瑞恰慈的“诗乃经验之传达”，其要义在于，以“经验”为诗的主要成分，分析了经验的“错综复杂”，而非伊斯特曼所理解的“字面上的传达”。
    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两处意见，梁实秋认为是“非常中肯的”，并说：“旧式批评家的思想之含糊笼统，诚是一个大病”；“新诗之趋于晦涩难解，是伊斯特曼所反对的，其实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反对的”。“凡是推重理性的人无不赞成文学尽其‘传达’的任务，而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亦无不令人了解的”。可见，持白壁德人文主义立场的梁实秋，或接受了伊斯特曼观念的影响，或在对艾略特、瑞恰慈的理解上与伊斯特曼的论调相同，且将之用于对中国新诗的批评实践。
    二
    《现代诗论》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4月出版，在书前的《序》中，曹葆华谈了出版此书的目的：“近十余年，西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在诗的理论方面，却可以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在这本书中，译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由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作为一个以介绍西方最新“诗的理论”为目的的译本，曹葆华在《序》里特别推荐了“四位作家”，瑞恰慈和艾略特都名列其中，且被赋予极高的评价，虽然称赞之词都集中在他们的“批评”上，但评价的方向不同，或可表明时人对二人的兴趣所在和理解之差异。对瑞恰慈，是从其在批评史上的位置来谈的，被誉为“是一个能够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上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在《诗的经验》一文后的“按语”中，曹葆华称瑞恰慈“在文学批评中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诗的经验》便是用心理学来分析诗的过程的”。《诗的经验》一文，正是瑞恰慈谈论诗与经验的关系的主要论述，原是其论著《科学与诗》的第二部分，曹葆华曾翻译并于1937年出版，在此又将其摘出，放入《现代诗论》之中。对艾略特，则是从他的批评与诗之间的关系来说，“爱略忒和梵乐希的诗论与他们的创作是分不开的，仿佛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就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诗”。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后的“按语”中也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他之主张诗人不能不吸收含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和读他的‘诗不是情绪的放纵，而是情绪的逃避……’这一段话，对他的诗必可以多一些了解。”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出现了此句“名言”：“诗不是故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情绪和个性的人会知道逃避这些东西是什么意义”。
    瑞恰慈的《诗的经验》从阅读行为来分析“诗的经验”并论证“诗之价值”，他的“经验”之说，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经验”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描述，在瑞恰慈看来，“经验”“分成两股”，“一股是主要的”，“可以叫做是主动的或情感的”；“一股次要的”，“可以叫做是智力的”。瑞恰慈认为，“经验”是由“情感”和“智力”组成，且“情感”为主要成分。他这样描述“情感”和“智力”之于“经验”的作用：
    那主动的一股是真有作用的，因为整个激动底所有的力量都是由它而来，正进行着的思考好像是一种敏捷而有价值的调剂速度的机械底活动，它是被那主要的机器所运转而却支配着那主要的机器的。所谓“激动”，正是瑞恰慈所说的“经验”，在“经验”这一系统中，“情感”被比喻成“主要的机器”，而“智力”则是“调剂速度的机械底活动”。瑞恰慈通过这样一个“机械运动”的比喻来解释“经验”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瑞恰慈认为“经验”是“错综复杂”的，在将“经验”分成“两股”之时，他就预先加以说明，“这只能当作一个解释者底手段”，而实际上“这两股有着无数相互的关系，并且又彼此密切地影响着”。在对“经验底主要的图形”的描述中，瑞恰慈是这样看待“经验”的：“通常它们未把自己表现出来，未显然明白地显露出来，大半是因为它们太过于错综复杂了”。
    这种对于“情感与经验”关系的认识，如果对照bliss perry的论述，就会发现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抑或颠倒。Bliss perry的《诗之研究》一书，是闻一多新诗观念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译出后多次再版，对新诗坛影响甚大。在《诗之研究》中，bliss perry以“经验”为“情感”的准备阶段，并用金刚石的冶炼作为诗之产生过程的隐喻，在这一过程中，“情感”无疑占据主要地位，而“经验”与“情绪”虽是并行，但处于序列中较低的位置。而在瑞恰慈的论述中，“情感”虽仍占据主要位置，但却被包含在“经验”之中，成为“经验”的一部分而被处理。从“情感”到“表达”，经由“经验”这一中间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仅在1934年就被不同的译者翻译了三次①，在其传播和阅读中，时人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非个性化”、“情感逃避”和“客观对应物”。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核心观念在不同层次上的回应，而“情感逃避”之说在其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理由是：
    第一，如同评论者所认为，在为艾略特的批评带来声誉的《圣林》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客观对应物’，有关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全部论断”，而且“情感分离”则在“整部文集中都能见到它的影子”。艾略特的观点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对个人的情感与经验有指导意义”[3](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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