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玉琴，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中图分类号：D66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2-0056-04
    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而“管理民主”的目标正是当前农村政治建设的目标，落实这一目标又更多依赖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广大农民群众。但农民怎样才能不辱使命，新农村政治层面建设的目标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些需要我们从分析农民政治素质入手，在提高农民政治现代性中找到答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农民自身现代性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提升，显然就不会有农村政治的现代化，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一视角分析农村政治现代化建设与农民政治现代性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为农村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寻找一种合理的建设路径。
    一、农民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的相关性
    现代化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因素的变迁过程，它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又包括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现代化，而这些方面的变迁，反映到政治过程中，不论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体自身的政治现代化角度来看，都表现为社会成员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态度的诸多变化。而现代性是现代化的静态体现，它与现代化一样，也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和本质性的规定性”，[1] 它包含了与个体生存相关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理性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理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契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等等。
    实行农村政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农村政治现代化在农村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又取决于农村政治主体——农民自身能否通过诸多方面的发展，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诸多现代性，否则“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的人手里变成废纸一堆”。[2] (p8)因为如果没有某些基本程度的人的发展，某些作为民主基础的实践活动就不能也不会被付诸实施，而民主政治的实现正是农村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所以农民的现代化既是农村政治现代化获得更大发展的手段，也是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伟大目标之一。那么，在最初发展阶段，农民现代化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手段呢？农民的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关联是什么呢？关于现代人的特征，美国著名学者阿列克斯·A·英格尔斯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特别是在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3] (p424)江泽民则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作了与此相类似的论述：“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4] (p409)这些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分析农民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及农村民主政治实现的相关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第一，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适当的政治参与。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了村民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行使政治权利的四种方式，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不管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缺少不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因为具体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运行需要农民选举代表组成村民委员会，需要农民自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村庄各项事务的决策与管理，需要农民行使监督权以保证村庄各项秩序的实现，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农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为前提。同时农民的政治参与还是国家政治过程中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一环，农民只有通过政治参与主动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财产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选择，政府才能对农村获得连贯性的信息来源，从而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及时作出正确的农村决策。当然我们指的政治参与是农民有节奏的适度参与，因为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转轨时期，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尤其是相应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普遍构建时，并不需要鼓励所有的主体所有的时候都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否则如果大多数人太经常地关心政治，反而会造成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入进行。
    第二，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政治信任感。
    现代人相对于传统人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成员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公民的这种政治信任对于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又帮助维持民主政治”。[5] (p185)因为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农村组织之间只有存在着最起码的信任，农民才会明确向农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选择，而农民的政治信任感又是与农民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和绩效感紧密联系着的，“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6] (p216)“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7] (p84)相反，如果乡村政权组织在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老是给农民带来心理上的挫折感，必然影响农民对乡村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致使农民产生无所依托的心理失落感，这时农民就可能把本该对乡村政权组织的依靠和信任移情到家族身上或村庄强人身上，从而影响农民现代政治意识的形成。
    第三，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自主和理性精神。
    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已经提交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议程，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明确了农民有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而且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村民自治的途径和渠道，但是参与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是否有相关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思维。因为理性指导下的政治主体，能独立断定自身利益所在，并根据能否最佳服务于他们的自身利益为尺度，来对各个政治行为加以评估。这种理智审慎的原则能够使农民对农村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应有的宽容和理解，能够在困难时期还能保持对政府的一份信任，同时这种原则也客观上有利于农民理性地选择政治参与方式，理智地把握参与程度。而自主和理性精神正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不管是农民适当的政治参与，还是农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应的自主、理性精神，都是农民现代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这些又构成了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农民政治心理现状的多棱视角
    人作为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客体，人自身的政治心理状况就成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观念意识状态反映着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所以要正确透视我国农村农民现代性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的现状，农民在政治领域里的精神状态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这里我们以村民自治为视角，通过对苏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及相关数据分析，列举了农民在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
    第一，政治认知方面。
    关于政治认知，日本学者在《政治参与》一文中曾用“政治介入”来形容。“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明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其中包含日常接触新闻报纸，与朋友、熟人谈论政治，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能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支持政党的强烈程度”。[9] (p67)而我们这里的政治认知，则主要体现为当代农村村民对新闻的关注程度、对政治的谈论程度、对村委会性质与职能等等的认识与感知程度。为了了解村民的政治认知现状，我们在191个受测对象中展开了一系列问题的调查，其内容包括村民关注村庄内外政治的程度，村民谈论政治的频度等等。在第一组问题中，我们询问了“你注意收听电视新闻节目吗？”，根据统计数据发现，回答“经常的”占53％，“偶尔的”占32.5％，“从来不的”占12.1％。但由于电视新闻有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之分，很多人可能感兴趣的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政治新闻，所以为了验证回答“经常”的53％的比率中有多少是关注政治的，我们又设计了一组问题，即“你注意政治和政府事务的报道吗？”，如果去掉没做出任何选择的人数，那么回答“经常的”只占26.5％，“偶尔的”占46.4％，“从来不的”占23.5％。为了进一步了解村民关注政治程度的深浅性及验证选择结果的真实性，我们又通过“你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你知道什么叫村民自治吗？”、“你对选举村庄主任是否关心？”这三组问题的询问来进行了考察，第一组问题的统计结果是回答“非常了解”的占6％，“知道一些”的占31.3％，总比例也不过达37.3％，回答“不清楚”的比例占了22.3％。第二组问题回答“知道”的占42.8％，回答“不知道”的占27.8％。第三组问题回答“关心”的占22.3％，“较关心”的占10.8％，“无所谓”的占20.5％，“不关心”和“一般”的占37.4％，不选的占9％。这些数据一定程度反应了村民对村民自治的了解很模糊，只是知道还是共产党的领导，进步一点的还了解现在是自己管理自己，至于如何参与，如何管理，如何处理党组织与自治机构的关系，如何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等等，则显得茫然无措。正是由于农民们无法把握这种新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不知道该如何了解和运用这一形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希望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在某些条件下又希望行政权力干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理解是以自己利益为圆心进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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