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校区教授；
    安德鲁·梅森，夏威夷大学教授。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人口转变过程，从一个“人口转变中社会”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人口转变后社会”。“人口转变中社会”的特征是死亡率降低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紧随其后的生育率下降又减缓了人口增长速率。“人口转变后社会”的特征则是期望寿命再创新高，生育率跌至替代水平之下，持续性的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几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开始缩减。
    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按传统的人口指标所衡量的人口变化：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长。在过去25年的经济转型中，中国社会更目睹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其绝对数量在世界上均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再分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息息相关，而它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创造了机遇，并引发了新的问题。25年前，在经济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将人口控制与经济改革作为“基本国策”并举。25年后，中国已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人口太多会阻滞经济发展”这种共识已逐步淡出公众话语。但当前缺乏对中国人口现状和人口政策的重新考察，就如25年前忽视了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认真审视，使得民众和决策者无法充分理解人口因素过去和将来在经济转型中所扮演与将扮演的角色。我们在本文中将讨论3个问题：(1)回顾与总结25年来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2)使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与方法，评估过去的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以及“人口红利”会如何影响未来经济发展；(3)指出并强调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
    一、25年来的人口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死亡率与生育率都已大幅下降。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使期望寿命延长了50％以上①。在“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下，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世纪70年代中从19.7岁上升到22.8岁，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下降到1979的2.8(Coale等，1987)。
    如此迅速而成功的人口转变并没有阻止一种与经济改革理念相反的人口政策的延续。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放松了管制，将决策权下放到了家庭与个人。而在人口政策方面，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经过20多年对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大多数农村地区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而城市却一直严格执行一孩政策。虽然一孩政策开始时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但这一政策已经延续了1/4个世纪。政府一方面放开了对经济生活和人口迁移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对生育控制紧抓不放，这就构成了中国过去25年人口变迁的重要制度环境。
    (一)人口变化的制度环境
    有三方面的制度环境变化对理解中国过去25年的人口变迁至关重要。
    1. 经济和社会改革将经济决策权从国家下放到家庭与个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子女抚养费用大多由国家或集体负担，而在目前市场经济社会中，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费用越来越多。这对卫生医疗、死亡、结婚、生育和居住方式等人口变迁的诸多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农村集体合作社的解体和城市终身聘用制的消失，加重了成年人的经济负担，他们越来越担心能否养育好孩子。一个注重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激励并迫使父母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受教育成本节节攀升，非义务教育已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农村公共医疗体系的瓦解和城市免费医疗制度的废弃，同样大幅提升了中国家庭医疗支出的水平。最后，新兴的消费文化理念也鼓励一些家庭少将钱用在子女培养上，而是多投资，多花费在房屋、汽车、耐用品、衣服和娱乐活动上(Davis, 2000)。
    2. 计划生育工作内容与方法发生重大转变
    由于严格的控制生育政策与以上提到的制度变更一直同时并存，因此很难对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制度环境变化对人口行为的独立影响做出准确估量。就生育政策而言，一孩政策于1980年正式出台，1984、1988年又对其进行过修正，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允许有条件地生育二孩。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方式有了明显转变，从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侧重提供服务(Kaufman, 2003; Winkler, 2002; Merli等，2004)。最近对地方生育政策的一项分析揭示出了目前生育政策的多样性。通过汇总400多个地市的生育政策，作者认为90年代末，地方政策所限定的全国生育水平应该是1.47，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根据这些政策，63.1％的中国夫妇只能生育一孩，35.6％的夫妇可以生育二孩，1.3％的夫妇可以生育三孩(郭志刚等，2003；Wang, 2005)。
    3.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随着政府撤销先前对人口流动严格控制的政策后，国内劳动力流动大大增加。从乡村到城市、城市间、农村间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人口问题。移民在人口变迁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绝非仅是增加夫妻分居、降低生育率。年轻的未婚男女经常将高收入的工作机会看得比婚姻、生孩子更重要。人口流动使许多人领略了城市的消费文化，以及低生育率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正如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人口迁移使生育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人口流动也使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家庭有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居住方式。
    (二)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
    1. 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
    在过去的25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大幅度增加。1978～2000年，总人口从不到10亿增加到12.5亿，净增长31.5％。在这20多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多。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在1950～1980年间，每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是1.82％、2.26％和1.73％。到了80年代，年均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46％，90年代仅为1.02％②。
    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跌至低谷。但与此同时，却没有人能对这人口增长率的确切程度有十分把握。这是因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国的出生申报体制已名存实亡。在80年代，各项人口指标的测度都非常严谨规范；但到了90年代，一些人口数据失去了可信度，尤其是某些由官方公布的生育率数据。出生申报和注册问题也反映在其他人口数据搜集渠道中，包括中期人口普查、年度人口调查、生育率专项调查等③。90年代初以来，负责收集生育率信息的两大政府职能机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也不再提供可信、详细的出生率数据，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统一估计，即中国的生育水平为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孩，在替代水平附近。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然而，可能没有人会相信这一数据的可靠性，因为该生育率水平与意大利相当，低于日本，仅为欠发达国家的1/3。这一结果说明官方公布的出生率数可信度低。
    虽然官方数据可信度低，但我们不应该质疑近些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虽然严格执行了一孩政策，但出生率仅有略微下降(Feeney等，1993)；而有许多证据表明，90年代出生率确实进一步下降。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都有可能进一步改变了年轻夫妇的生育偏好(Merli等，2002)。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近年来婚龄与生育年龄的推迟。90年代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上升到24岁，上升了近10％。婚龄推迟以及结婚后生育年龄的推后，使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大幅下降(郭志刚，2000)。有些人仍相信当前的生育率接近替代水平，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8孩；但其他人认为这个数字过高(张广宇、原新，2004)。在各种理由中，一个较简单的论据是，如果全国总和生育率真的为1.8，那就意味着2000年人口普查漏报了全国出生人口的1/3，这也是不可信的。而且最近两个研究均表明，当前生育水平确实已降到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Zhang, 2004; Retherford等，2004)。
    2. 死亡率与健康
    人们在改革伊始就担心农村公共医疗体系解体以及城镇公费医疗改革会对民众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早期人们的担心集中在婴幼儿健康上，因为疫苗注射和其他基本护理原先都由公共医疗体系提供。事实上，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停滞。但在90年代，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这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而且在这10年中，男女的期望寿命均大约增加了4年。2000年男性的期望寿命为71岁，女性为75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3年分别为61和64岁)，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为72和79岁)④。期望寿命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婴儿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然而，有研究表明，近期的死亡率数据仍过于乐观，因为2000年人口普查低报了死亡人数(Li等，2003)。因此很难估计20世纪90年代死亡率究竟下降了多少，而有可能下降幅度要小于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数字。至于公共医疗体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放缓了死亡率下降的步伐，就更难评价了。
    3. 迁移和城市化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均先于中国经济改革，但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与之相随的城市化却明显是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流动人口数占总人口之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1987年的人口“小普查”。当时，10多亿人口中只有1520万报为流动人口，大约为总人口的1.5％(Chan, 2001：131)。到1990年，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6个月以上但户口未变动者)规模增加到3000万；1995年，这个数字已经是5600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8000万流动人口。如果包括那些在非户籍所在地不到6个月的人，短期移民数约为1.2亿，而1995年按同样口径统计的流动人口仅为8850万(Liang, 2003)。同时，国家统计局2002年年度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更表明，每10个人中就有1人居住在非户口所在地(市、镇、区)。在经济最为活跃的几个地区，如广东、福建、上海和北京，20％～30％当地居民的户口在外地⑤。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10年中，城市人口净增加1.75亿，几乎等于之前40年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的总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是城市化的最主要动力，占90年代城市人口激增的60％⑥。
    4. 家庭户类型和居住方式
    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延长和流动人口增多也使中国家庭户规模和组成发生显著变化。1982年时，生育高峰、房屋短缺和其他因素使得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为4.4人。到2000年，全国户平均规模下降到3.4人。在城市中，这个数字仅略高于3，这反映了过去25年中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人们居住偏好的改变。
    家庭户规模缩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对夫妇家庭户数的增加，而并非三代以上家庭户数的减少。单代家庭户数的比重从1982的4.7％上升到2000年的12.7％。因此，一对夫妇和单人家庭户数从1982年的13.9％与1990年的13.5％，上升到2000年的22.3％。三代以上同堂家庭户的比重几乎未变，但两代同住家庭户的比重却从1982年66.6％下降到2000年的55.9％(Zeng等，2003)。而许多新增的单代家庭户大多是未与子女同住的老人。1982年，10.7％的65岁以上男性老人单独居住，16.9％的与配偶居住，67.9％的与子女同住；到2000年，这些数字分别变为8.4％、28.8％和59.9％。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老人群体中，只是单独居住的比例更高。在城市里，老人不与子女同住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2000年，33.7％的男性老人与配偶居住，只有55.8％的与子女同住(Zeng等，2003)。
    二、中国生育率下降是否产生了人口红利
    人口变化与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生产和消费随生命周期阶段而变化，并相互作用。人们在生命之初以及在现代社会的晚年都有很长一段经济依赖期。在这些依赖的年龄或者说“赤字年份”中，人们的平均消费多于产出。而在主要的工作年限或者说“盈余年份”里，产出则多于消费。有关中国人口生产和消费生命周期循环的详细信息还很有限，但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消费、生产—年龄曲线(见图1)与其他国家的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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