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古称“西海”、“鲜水”、“仙海”，藏语称错温波，即青色的湖泊之意。蒙古语称库库诺尔，是蔚蓝色的海洋之意。
    青海湖流域面积2.966万km[2]。2004年湖面面积4186km[2]，湖水海拔3192.77m，蓄水量690.7亿m[3]，平均水深16.85m[1]。青海湖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是环湖周边及更广大地区气候的自然调节器，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加上流域内的林草植被和高耸的山脉，成为阻挡西部、北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生态屏障。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呈恶化的趋势，青海湖水位持续下降，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草地退化日趋严重，草地鼠虫灾害频繁，青海湖裸鲤资源锐减，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恶化等等，直接威胁到青海省乃至西北地区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生产。1　青海湖湖水下降、湿地萎缩及原因分析
    1.1　青海湖水位、蓄水量、湖面面积、矿化度演变情况及原因分析
    1.1.1　青海湖水位、蓄水量、湖面面积、矿化度演变情况。研究表明，青海湖流域100多年来呈现暖干化趋势，年降水量、入湖水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出现下降趋势，而蒸发量略呈上升趋势，造成湖水入不敷出。近50多年来，人类生产、生活耗水也加剧了湖水亏损的速度。1908年青海湖水位海拔3205m，蓄水量约1274.8亿m[3]，到1959年水位海拔降至3196.55m，蓄水量降至865.8亿m[3]，51a水位共下降8.45m，平均每年下降16.57cm；蓄水量51a减少409.0亿m[3]，平均减少8.02亿m[3][2]。1959年到2004年，水位海拔从3196.55m降至3192.77m，蓄水量由869.3亿m[3]降至690.7亿m[3]，湖面面积由4548.3km[2]缩小至4186km[2]。45a水位共下降3.78m，平均每年下降8.4cm；蓄水量减少178.6亿m[3]，年均减少3.97亿m[3]， 湖面面积缩小362.3km[2]，年均缩小8.05km[2][2]。湖水水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年际变化较大，主要受气温和降水量的影响而波动。从统计资料分析，在1956～2000年的45a中，水位、蓄水量和湖面面积下降的有28a，上升的有11a，基本持平的有6a。在下降的28a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1980年，水位、蓄积量、湖面面积分别比上年下降0.34m、14.89亿m[3]和29.2km[2]；在上升的11a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1989年，水位、蓄积量、湖面面积分别比上年上升0.32m、25.71亿m[3]和34.2km[2][3]。由于青海湖湖水下降造成湖面退缩，又不断分离出新的子湖。目前已分离出4个较大的子湖，由北而南分别为尕海、新尕海（沙岛海）、海晏湾（未完全与青海湖分离）和耳海。青海湖湖水的不断减少，也使湖水矿化度越来越高。据测定，1962年湖水矿化度为12.49‰，pH值为9.0；1986年湖水矿化度上升到14.15‰，pH值达9.2；2001 年湖水矿化度达到16.0‰。1962年到1986年的24a，矿化度上升了1.66‰，而1986年到2001年的15a，矿化度增加了1.85‰[3]。矿化度的明显增高，影响了水生饵料生物和青海湖裸鲤的生长发育，进而影响到鱼鸟共生的生态系统的安全。
    1.1.2　恶性原因分析。从1881年到1985年的105a间，青藏高原偏暖年77a，偏冷年28a；偏干年55a，偏湿年50a。呈现出以暖干化为主的气候特征，暖干气候仍将延续。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由冬季增温造成的年均气温上升了0.5℃，降水量、入湖地表水量和地下水都呈现下降趋势[3]。 青海湖来水量主要包括湖面降水、地表水入湖补给和地下水入湖补给三个方面。耗水量主要是青海湖水面蒸发损失和人类生产、生活用水。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在291～579mm之间[4]，根据水文站和雨量站资料，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降水量15.61亿m[3]。流域径流深一般在50～175mm之间。入湖河流有50多条，主要有布哈河、沙柳河、泉吉河、哈尔盖河、甘子河、黑马河等，经流域内各水文站的实测资料分析，入湖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6.03亿m[3][2]。地下水的入湖补给量主要是平原区地下水的补给量。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文地质勘探资料，依靠估测，大概得出地下水入湖年均补给量6.03亿m[3]。青海湖年来水量估测值为37.67亿m[3][3]。
    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在1000～2000mm（20cm口径蒸发皿）之间[4]，但蒸发皿的蒸发量并非等于大水体的实际蒸发量。经气象部门推算，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40.5亿m[3]。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中，一部分水量因农田灌溉、工业生产、人民生活等被消耗掉。根据湖区历年用水量和各行业耗水率估算量，平均年耗水量0.77亿m[3]。年耗水量最大的1960年耗水2亿多m[3]，最小年在上世纪70年代初，约0.52亿m[3]。年总耗水量估测值41.27亿m[3][2]。多年平均来水量37.67m[3]，减去多年平均耗水量41.27亿m[3]，得出多年平均亏损量为3.6亿m[3]。 这个估算值与1959年至2004年实际年均减少3.97亿m[3]是基本吻合的。在耗水量中：湖面蒸发量占98.1％，人类生产、生活耗水占1.9％，人为耗水占实际年均亏损量3.89亿m[3]的19.8％[2]，可见人类耗水不占主导因素。主导因素是：气候暖干化导致气温上升，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加等自然因素。
    1.2　湿地萎缩及原因分析
    1.2.1　湿地萎缩现状。受气候变暖和人类不合理的活动等影响，青海湖流域内的湖滨沼泽、河源沼泽及水面面积逐年萎缩。湖滨沼泽主要分布在铁卜加湾、大小泉湾、布哈河、甘子河、泉吉河、沙柳河三角洲以及倒倘河下段、尕海、沙岛湖等地，共有30余处；河源沼泽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北部、西北部主要河流如布哈河与其支流、泉吉河、沙柳河的源头地区。沼泽总面积27.66万hm[2]，其中河源沼泽25.49万hm[2]，湖滨沼泽2.17万hm[2]。据资料分析，沼泽面积比1956年减少2.61万hm[2]，占目前沼泽总面积的9.44％。其中湖滨沼泽2.17万hm[2]，比1956年减少0.61万hm[2]，原分布有30余处，现有7处已经干涸。沙柳河三角洲的沼泽，1959年为0.5万hm[2]，到1986年已缩小到0.2万hm[2][5]。河源地区的沼泽，由于暖干气候影响，由沼泽化草甸向高寒草甸演变，面积萎缩，水量减少，原有沼泽湿地小丘凸起、干裂、泥炭外露，湿生植物逐渐被中生植物所代替，水源涵养功能减退。
    1.2.2　湿地萎缩原因分析。湿地萎缩是气候暖干化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的结果。主导因素是气温上升、降水量下降造成的。据气象资料，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青海湖流域气温上升了0.5℃[4]；年降水量自1989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造成湿地、河流水份补给不足，干旱化日趋严重，沼泽面积缩小，泉水涌水量下降，加上植被的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湖滨上世纪60年代大量毁草开垦、草原过度利用、超载放牧严重乱挖滥采（伐）中草药和灌丛植被，无节制地开采沙石等行为，造成了土地植被覆盖度降低甚至裸露，水土流失加剧，河流中泥沙含量猛增，河口冲积扇越来越大。由于湖水水位下降，大片沙质湖底出露，在风力作用下，沙漠化土地迅速蔓延，加上植被破坏，失去植被保护的土地在强劲风力的吹蚀下，加剧了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沙漠的移动掩埋了很多湖滨沼泽。2　草地退化、土地沙漠化强烈发展及原因分析
    2.1　草地退化及原因分析
    2.1.1　草地退化情况。青海湖流域现有草地面积213.65万hm[2]，占流域面积的72％。其中可利用草地189.9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88.9％[3]。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青海湖流域草地不断退化，比较优良的高寒草甸草地、高寒干草原、山地干草原、平原草甸、山地草甸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而荒漠草原面积则不断扩大。青海湖流域内退化草地面积为85.47万hm[2]。其中中度退化草地为67.21万hm[2]，重度退化草地为18.26万hm[2]。在中度退化草地67.21万hm[2]中，毒杂草型退化草地33.86万hm[2]，退化、沙化草地33.35万hm[2]。在重度退化草地为18.26万hm[2]中，重度沙化草地9.15万hm[2]，黑土滩型退化草地9.11万hm[2]。1987年与2000年相比，平原荒漠类和山地荒漠类草地增加了7.11万hm[2]，年均扩展5469hm[2][3]。在草地面积213.65万hm[2]中，鼠害发生面积131.64万hm[2]，危害面积105.07万hm[2]，其中高原鼠兔危害面积56.07万hm[2]，高原鼢鼠危害面积49.0万hm[2]；另有虫害危害面积25.17万hm[2]。草场退化主要表现在植被盖度的下降、产草量的减少、毒杂草蔓延、 鼠虫害危害严重等。从植被盖度分析，据1987年和2000年两次草地调查，高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75％以上）面积减少3.61万hm[2]，退化为中盖度草地甚至沙地；中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30％～75％）面积共减少1.15万hm[2]，退化为低盖度草地或沙地；低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30％以下）面积减少0.765万hm[2]，退化为荒漠化草地。从每公顷产草量看，平均比20a前下降20％～50％。目前平均每公顷产鲜草约1991kg。天峻县天然草地可食牧草每公顷产鲜草量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115kg减少到80年代的1250kg，下降40.9％；海晏县天然草地可食牧草每公顷产鲜草量由70年代初的2189.7kg，下降到1437kg，下降34.4％。优良牧草如禾本科牧草盖度从30％下降到16％；而毒杂草如狼毒（Stellera chamae jasme L.）、黄花棘豆（Oxgtropis Ochrocephala Bunge）等上升10％～30％。每年因鼠害损失牧草2.13亿kg，因虫害损失牧草0.66亿kg[3]。
    2.1.2　草地退化原因分析
    2.1.2.1　自然因素。气候暖干化是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全球变暖势必影响到流域内的气温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比50年代后期年均气温上升0.5℃；干旱发生率由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3年一旱，到90年代，出现了4年重旱、1年轻旱的频率。气温的升高和降水量的下降对植物群落的结构、种类、发育节律、层片和层次结构以及生物量均产生重要影响。植被类型由中湿生植物向中干生植物转变，甚至向荒漠植被过渡；生物量由多变少向稀疏、矮化演替；植物种类有些逐渐消亡。但自然因素的影响是个渐进式、缓慢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过程，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1.2.2　人为因素。在诸多的人为因素中，超载过牧是最重要因素。从2004年统计分析，4个县青海湖流域内草地213.65万hm[2]，其中天然可利用草地189.9万hm[2]，人工草地3.62万hm[2]，各类草地总产可食饲草（干草）15.49亿kg，其中干饲草量10.33亿kg。按每个羊单位年食草1460kg计，理论载畜量为212.79万羊单位。现在实际饲养牲畜421.76万羊单位，超载208.97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8.2％。[6]
    牲畜超载一是对牧草的啃食量大大增加，超过了草地的承载能力；二是牲畜对草地的践踏增多，牧草损失浪费增大，利用率下降；三是牲畜常处于饥饿状态，草本植物等不到开花结籽，便被牲畜啃食，严重影响牧草的有性繁殖。同时，山羊等粗食性牲畜，往往刨根采食，影响牧草的无性繁殖。
    草原面积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盲目开垦草原，开垦面积达13万多hm[2]，后因不适宜耕种而大量弃耕，造成原生草原植被破坏。公路、 铁路修筑城镇居民点的扩建，工矿企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也加剧了草原面积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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