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寅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尽管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工业化，但是由于道路不同和模式不同，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带动作用也就不同，因而不同道路和模式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二元结构转型效果。对于我国的工业化与二元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批判分析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开始的，一般认为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工业体系，但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滞留在农村，排斥在了工业化进程之外，某种意义上强化了二元结构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战略作了调整，例如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的农村工业化，90年代后以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为标志的开放型工业化，都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二元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对于要加速实现我国二元结构的转型都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看法却并不相同。例如，林毅夫等就从技术进步类型的选择与劳动雇用吸收的角度，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出过不同的看法。[1]
    从加快二元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呢？本文的目的就是以工业化道路与二元经济转型效果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在保留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扩展，来分析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探索能够较快促进我国二元结构转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一)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是以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为中心，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二元结构转型的。如果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不能顺利得到实现，那么，高速经济增长也无从实现，二元结构的转型也就不能完成。通过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核心。我们在分析工业化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系时，将继续沿用这个合理内核。
    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叙述中，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似乎只要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就可以很自然地经历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但是，现实的世界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但是并没有实现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因为，现实中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劳动力不能实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顺利转移，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二元经济的发展也就很难到达转折点，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按照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只有在非农部门(现代部门)具有雇用吸收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未能得以顺利实现，大多因为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太小。因此，问题的本质就在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在于其雇用吸收能力由什么来决定。
    关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G. Ranis和J. C. H. Fei提出了下列公式：[2] 
    
    首先，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可以带动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效果是以工资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如果工资水平上升，单位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力量就会减少。当资本积累增加的雇用不能弥补因为工资上升而减少的雇用时，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就会减少。在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中，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主要靠部门本身的利润，因此，非农部门在资本积累上需要形成“利润增加→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利润增加”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其次，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直接影响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技术进步越快，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也随之增加。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具有同样的劳动雇用创出效果。但是，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中立性的技术进步，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性质，也就是与生产要素投入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如果将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也考虑进去的话，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增加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集约型从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不仅不会增加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反而有可能降低其劳动雇用。
    再次，保持较为稳定的低工资是非农部门增加雇用的条件。农业部门的发展是防止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率上升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非农部门的工资由制度因素所决定时，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价格，从而稳定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农业部门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时，在农业人口增加或劳动边际生产力不是零的阶段，农业劳动雇用的减少会使农业剩余总额有所减少，最后，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就会上升，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雇用会减少。
    (二)二元经济模型在我国的适用与假设条件的扩展
    任何特定的经济模型都有其基本假设条件，不管是已经明示的还是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有时会对利用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产生重要的影响。二元经济模型也是如此。上面我们引述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太符合我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所以，当我们要用上述模型来解释我国的工业化和二元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必须对这样一些假设条件作适当的扩展。
    首先，要考虑产品供求的格局变化，注重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
    从产品供求的角度看，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属于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模型。一般而言，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从供给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在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仅仅从供给的角度考虑就会有问题。
    一般认为，我国从1996年开始进入多数产品供过于求的阶段。在供过于求的格局下，仅仅从资源禀赋出发，机械地强调增加利用相对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而节约利用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而不看生产出的产品是否满足市场需求，那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格局下，只有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生产才能维系，经济发展才能够成为现实。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因为属于供给方面的解释模型，实际上假定的是生产的产品不存在销售的问题。而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导向要优先于资源禀赋的导向。应该是先确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根据资源禀赋条件选择生产要素组合。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一些属于资本密集而劳动节约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了。当然，这样的扩展并不会影响模型核心的解释力。从上述模型的角度看，重视市场需求导向的工业化道路选择，正是优先考虑了如何加快非农产业的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正是促进其雇用吸收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其次，要突破封闭经济的框架，分析经济开放的双向效果。
    在上述二元经济模型中，虽然我们考虑过外资导入对非农部门技术进步类型的影响，但是，从本质看模型本身属于封闭经济模型。经济开放对我国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研究者们较多地注意到了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对非农部门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引进的是适合发达国家资源禀赋条件的资金密集而劳动节约的技术和设备，所以，这样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资本的雇用吸收能力，减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二元结构的转型。[3]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即使仍然沿用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那么经济开放除了可能引发上述的负面影响之外，还存在如下的正面效果：(1)外资的引进直接增加了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利于增加非农部门的雇用需求；(2)出口贸易增加促进了产品的需求，使得非农部门可能增加利润，从而增加自身积累，有利于扩大雇用需求；(3)开放经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具有技术扩散的效果，可能使得整个产业因为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利润和提高自身积累，有利于提高雇用吸收能力。
    再次，要关注资源生态的容量，重视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
    与其他经济模型一样，二元经济模型并没有涉及资源环境问题。实际上工业化的进展，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引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结合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我们发现资源的过度利用或者环境恶化，一般情况下不利于工业化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型。(1)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者资源浪费，将会降低非农部门利润水平，从而影响非农部门的自身资本积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其雇用吸收能力；(2)当所使用的资源为稀缺性资源时，将会限制非农部门的发展选择，与产品供过于求格局下的需要制约一样，影响非农部门的自身积累，降低雇用吸收能力；(3)如果环境恶化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则将使得保证原有生活质量水平的工资有所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4)生态环境的恶化，还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粮食产量下降引起粮食价格上升，则由于工农产业间交易条件的变化，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将会上升，从而降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
    在这里，我们不想采取数理经济学的方式，根据上述三个方面假设条件的扩展来重新构建一个严格意义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而只是希望以原来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合理内核，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扩展，来构建一个可以用来分析工业化道路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的思路性框架。在二元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结构转型的主要标志。而根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则主要决定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
    
    二、我国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
    (一)技术类型选择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技术类型是影响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各个产业所用的技术类型的不同，不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数量是不相同的。高德步、吕致文利用2002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了不同行业每创造一个劳动就业需要的增加值，结果如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1.62万元，劳动密集型产业为2.03万元，资本密集型产业为6.21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8.97万元②。[5] 所以，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技术类型或者采用不同技术类型的产业，即使GDP结构反映的工业化的进展相同，工业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也会完全不同。为了综合反映不同规模产业的总体雇用吸收能力，我们在产业雇用弹性系数[G(Li)/G(Yi)，G(Li)为i部门的就业增长率，G(Yi)为i部门的生产增长率]的基础上，用全部劳动力(L)中i部门劳动力(Li)所占的比重(Li/L)作为权重，计算了我国各个时期的加权雇用弹性系数(表1)。
    

[1] [2] [3] 下一页